在纪念文革五十周年之际，我们有幸采访到中法建交后法国驻中国使馆的首任一秘，Marc Menguy先生，Marc Menguy先生是当时法国使馆唯一的一位懂中文的外交官，也是法国使馆唯一的一个经常外出，在北京街头观看大字报，收集中国的报刊信息的外交官，可以说，当时法国外交部主要是通过他对中国街头以及媒体报道的理解来评估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Marc Menguy先生的中文名字叫做孟毅。
法广： 首先请您简单地介绍一下您自己。
孟毅： 我在亚洲当过多年的外交官，那是在我通过法国外交部的亚洲部的高级职称考试之后。我非常幸运地被立即派往中国。我在中国待了许多年，因为当时，在去北京之前，首先必须在香港培训三年。当时，我和一个同事几乎是唯一观察中国的外国人。 我们通过同报纸；媒体以及香港人的接触近距离观察中国， 看中国如何艰难地渡过大跃进时代，中国政府又如何在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周恩来等领导下渡过难关。
之后，我于1964年抵达北京，也就是中法正式建交的第一年。当时是中法关系十分美好的时代。当时的中国人，就连小学生都知道戴高乐将军的名字。法国驻中国使馆，中国外交部以及别的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一切从头开始，作为中国的观察者来说，实在是太有意思了。所以，从1964年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在文革发生之前，我就已经从街头，从报纸上获得了预感；因为，很明显，在我经常去用餐的餐馆等地方，人们对外国人的态度就逐渐有所变化，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友好，变得越来越强硬。再后来，我就亲眼目睹了文革的爆发，亲眼看到红卫兵在北京街头的活动，亲眼看着他们坐火车前往别的城市串联。由于我是使馆唯一的懂中文的外交官员，所以经常开着汽车在北京城四处转，到一个贴大字报的地方就把汽车藏起来，再跑去看大字报上的内容。我亲眼看到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是如何一天天受到大字报判决，这些消息实在太可怕了。当时我把每天收集的信息集中起来发回巴黎，供法国外交部参考，同时也转交给其他在中国没有外交机构的西方国家。这一切实在太有意思了。
法广：您当时发出的这些报告今天还有记录吗？您当时对您所亲眼目睹的事件作何解释？法国使馆的外交官们相互之间也一定有一些交流？记得已故的比利时汉学家西蒙•莱斯当时也在中国，并且和您一样做了许多有关大字报以及中国媒体文章的报告，他的这些报告后来还编成书出版了。
孟毅：确实，我们做的是同样的工作。但是，我的报告没有被编辑出版。西蒙•莱斯后来说他当时是唯一的一个做报刊以及大字报记录的西方人。我们当时对中国发生的事件不知道如何解释，应该说，我当时每天出门收集情报，到晚上回到使馆都已经累得不行，实在没有时间思考。其实，我在文革发生之前就已经反馈了一些异常的现象，例如，中国人变得不太开放，不太友好，但是他们突然变得强硬，或许是他们知道政府正在改变方向。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政府官员都被拉下马。我见证了许多令人目眩的事件，对旁观者来说，能够亲眼目睹这一切，实在令人兴奋，但是，对当事者来说，对那些被打倒的人来说，却十分可怕。
法广：除了北京之外，在文革期间您还去过中国别的地方吗？ 您作为外交官可以在中国自由的旅行吗？
孟毅：当时必须申请中国外交部的许可证，但是这是可能的。我记得1967年，我在上海就看到那些支持刘少奇的人们如何计划座火车前往北京，声援刘少奇。我当时仍然在中国座火车旅行，我的夫人是记者，她曾经应中国妇女协会的邀请访问中国，我们就决定做火车到杭州看看。火车在等了两个小时之后启动，车开动之前，上来了许多13，14，15岁的年轻的红卫兵。我们当时是火车上唯一的西方乘客，我们坐在车厢的最后面，车上的红卫兵突然发现我们之后，就开始向我们靠近，并且和我们聊天。当时，就有人问我，喜不喜欢毛主席，我回答说，可以，我喜欢毛主席。其后，就有人说，你既然喜欢毛主席，那就和我们一起喊：毛主席万岁！我当时就感觉十分为难，向他们解释说，我是法国外交官，我不能说毛主席万岁。周围的人群就开始不乐意了，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红卫兵们都用恶狠狠的眼光看着我们。幸亏后来我发现车上有一位小学教师，我就向他招手，期待他能够为我解围。我跟他解释说，我是法国外交官，作为外交官我不能和他们一起说毛主席万岁。这位小学教师非常聪明，他灵机一动说，我们非常荣幸地能够和一位法国外交官在一起，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中国一样，是大革命的摇篮，领导法国的是一位伟大的总统，他的名字叫戴高乐将军，戴高乐将军也写过许多著名的著作。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家， 他说完之后，自己就首先开始鼓掌，车上的红卫兵们也随同他一起鼓掌，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法广： 您还有什么希望补充的吗？
孟毅：我想补充的是，在文革之后，我又返回过中国好几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就和跨文化组织（Transcultura） 一起到中国访问，参加文化合作讨论会，之后，我有幸参与了首个法国建筑机构在山东曲阜的开设活动，那是在2002年，曲阜向西方建筑师求助，目的是要保护孔夫子的故乡的建筑文化遗产，这在当时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必须有中间人介绍，我当时就将法国布列塔尼的建筑师们联系，我们就从此启动了与孔夫子的故乡，山东曲阜的出色的合作。
感谢Marc Menguy孟毅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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