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退伍军人集体维权是对法制建设和民主化的一种积极推进

中国最近数十年来飞速的经济发展造成了贫富分化的加剧，加之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少以及人口的困扰，中国社会面临艰难的转型期。近些年来，中国各地不断爆发社会抗争风潮，社会不公、地区差别、官员腐败滥权等现象引发种种不满。不久前，北京发生了较为鲜见的退伍军人公开抗议活动。10月11日，北京八一军委大楼前聚集了上千名来自各地的退伍军人，他们高声呼喊着口号，提出的主要诉求是解决改善待遇和安置问题。这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中国退伍军人的集体维权行动，当局出动数千警力，近百辆大巴，劝说示威者上车离开，并严禁拍照或录像。示威行动持续了整整一天，场面相当震撼。如何看待本次退伍军人的维权行动？中国社会能否顺利实现转型？对此，我们采访了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

法广：首先请谈谈，您如何看待退伍军人集体维权事件？

夏明：这个维权事件振动很大。从海外、从民主运动的角度来看，维权、尤其是军人维权，是中国民主化的一部分，是抗争推行法的一部分，还是中国自己的党军、他们自己内部的这种冲突和普通的老百姓，或者说尤其是和民主化进程无关？这个我觉得恐怕是目前冲突的焦点所在。

我认为在中国，任何的维权-不管是军人、还是普通的老百姓、或是工人、还是没有工作的人、或是农民等等，都是对中国法制建设和民主化的一种积极的推进。因为毕竟所有的维权运动，最根本的诉求就在于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本身，它提出许多美好的愿望、或者许诺，或者制定的一些方针，在理论上、舆论上或者宣传上都抢占了一个道德的高度，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中，在落实这些政策中，往往有很大的差距。这种许诺跟现实的差距往往成为人们不满的根源。而抗议者往往会把政府的、官方的红头文件作为他们维权的根本基础。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军人的维权跟所有其他的工人、农民或其他的受害者，比如说像汶川地震、或者三鹿奶粉、还有乌坎目前的抗议运动等等，都是相同的。老百姓认为，即使从中国共产党自己党内的一些政策、即使从中国国家的根本的宪法，和老百姓基本的物权法、或者是福利保障、安置的政策，他们都是有理由来进行申诉的。我觉得这是他们一个根本的共同点。

但是也有一个不同的点，因为军人毕竟是为国家服务的。很多人下来以后，往往很多军队的干部还是国家体制内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的维权或者反抗成为一个更大的争议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他们是值得同情的？根本的问题在于：在中国，中国共产党认为，军队首先是党的军队。如果军队是党的军队，如果军队成为党卫军，那么现在所有的维权跟老百姓、或者跟国家基本上就没有关系了。因为不是为国家献身的。相反如果军队是国家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当然国家和人民就有必要、有义务来保障他们晚年生活的质量。所有的纳税人必须认识到，这些军人是保家卫国的、是为每个老百姓献身、做出牺牲的，当然每个老百姓就应该同情他们，国家就有责任安顿他们、照顾他们。但是现在因为“党”跟“国”的冲突，军队到底是姓“党”还是姓“国”，也就是说，军队是不是应该脱离党的控制，完成军队的国家化？这就成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就引起人们对军人维权的不同看法。

法广：军人素来应该是“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些示威的军人虽然已经退伍，但采取这样公开与政府抗争的形式，似乎仍有违于军人的准则。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夏明：其中最根本的、也就是被“逼上梁山”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军人，大量的每年几十万的转业，中国军队毕竟是世界最大的军队，军人有２００多万。在中国过去如果国营企业还比较庞大的时候，整个总体经济还在扩张、还在上扬的时候，当然要安置军人还比较容易。而且国家也比较有资源来安置他们。但是现在中国的整体格局是，首先是国营大企业现在是人满为患，国家的公务员体制也是人满为患，而且都有通过专门的考核才能进去。另外整个国家的经济在走下坡路，也就是说，一方面国家要安置他们的能力在急剧地减小，另一方面，现在退伍的军人要自谋生路的机会也在急剧缩小。所以在这种双重的压力下，今天许多军人之所以去维权，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被“逼上梁山”。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出路了。

应该说，这些军人受到军队的教育，受到纪律的训练，他们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政府的反抗应该是比较晚的。现在把他们逼上反抗的道路或者维权的道路，我觉得反应出中国目前现实生活中、尤其是老板姓生活中，压力和困境有多大。另一方面，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军人的纪律和他们的身份，如果他们这些人都来反对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反映了矛盾的激烈，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面对一个非常强大的挑战。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具有军事训练的、有强力的组织化的、而且有高度纪律的这么一个人群。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游行非常令人震撼。他们包围了八一大楼、包围了中央军委，他们整齐地站立在那儿，唱“团结就是力量”这些歌，歌里面就高呼“向法西斯进攻”、“向一切不民主的制度”发起攻击等等。这些当然会对中国政府高层、中共党内造成极大的震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军人维权的后果和挑战性就特别强。

法广：近些年来，中国军费开支大幅增加，军力不断强大，但是随着军事改革的深入，大批军人转业，这些回归地方的军人往往得不到妥善的安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夏明：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因为中国目前整个官僚机构，整个军事机器以及整个镇压机器（包括维稳的队伍、警察、武警、协警、特警等等），他们获得的资源特别多。因为中国整个大的蛋糕一直没有做大，所以现役的军官、军人获得整个资源越多，整个社会获得的资源也就越少。当军人从国家的军队里转移到地方上，其实就反映出一个整个中国体制国富民穷的窘境。当这些军人在体制内，他们可能待遇比较好。但是一旦他们脱离体制、进入到社会以后，这个反差令他们感知到了他们的生活待遇受到了更大伤害。

另外现在中国军队内部爆出了许多贪腐，惊人的贪污腐化。比如像徐才厚、郭伯雄这些军人，我们看到成百的军人被拉下马。他们骄奢淫逸、贪污腐化的程度，简直是前无古人。我相信未来如果中国实现民主化，也一定没有来者。这样的一个反差下，所有这些军人的窘境，跟现役军官的骄奢淫逸形成鲜明的对比。我相信这也是激发军人不满、和他们去维权抗争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法广：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一个艰难的转型期。您认为，安全度过这个转型期的关键是什么？

夏明：中国目前爆发出的许多问题，其实也就是老百姓为了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利益来抗争。其实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政府是一个与民争利的政府。它处处要把老百姓的利益变成它的官饷、官有的利益，由它们来赢者通吃，让老百姓没有更大的自由度去发挥他们的创新能力、去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这个政府是一个非常嫉妒性的政府，它对老百姓的财富一定会看了眼红、一定会把老百姓的财富变成自己手中的特权。所以中国政府对民营企业家进行打击、剥夺，这就是一个嫉妒性政府的根本特征。另外它对农民，因为土地的增值，农民在土地赔偿上有些好处，它就要跟农民去争利，所以就有强拆、强迁，把老百姓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在土地增值中获得的好处全部变成官员手中的好处。这就让我们看到，政府、官僚队伍一方面越来越庞大，另一方面他们越来越穷凶极恶地要掠夺所有的资源。而且他们对老百姓有更多的资源就非常嫉妒。因为他们毕竟认为他们有特权，高高在上。所以我觉得这些冲突就造成今天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矛盾），就是整个政府与社会为敌、真个官僚队伍与人民为敌，这就是目前最根本的矛盾。

要解决这些矛盾的实质，其实很简单，这就是真正一个政府能够变成一个小政府、能够放权、能够让老百姓真正地控制政府这些官员。最终还要落实一句话，也就是要民选政府。因为只有老百姓能够通过选票来控制政府、控制政府的税收、控制政府的开销，这样老百姓才能真正把自己的劳动成果能够安全地保护在自己的手中。才能够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所以只要通过民选的政府，老百姓才能够拥有真正的自由。只有拥有了自由，老百姓才能无所顾忌的去进行各方面的创造。这种创作能让中国的经济产生更大的活力。如果老百姓能够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成果，就像80年代中国改革初期的局面，那么我相信，中国今天要走出经济困境，也必须需要中国的老百姓再次爆发这种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目前要爆发的一个根本前提是，政府不要去过度地干预社会，约束自己的人民，用专制去扼杀自由创造的精神。

我觉得中国要走出目前的困境，其实还跟80年代初有些相似，那就是要简政放权，要鼓励老百姓自己去创业，自己能够富起来。但是老百姓要富起来，首先政府不要变成一个掠夺型的、拖累型政府，更不要变成一个嫉妒型的和撕裂型的政府，政府必须变成一个服务型的小政府，这样老百姓才真正有创造力，才真正能够享受他们的成果，这恐怕是中国目前最根本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