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影人张鑫彬谈中国纪录片现状

中国独立纪录片几年来在海外的电影节上频频获奖，但却面临不能与国内观众见面的尴尬局面。但一批独立纪录片导演和制作人还是在资金和技术支撑短缺，政治环境艰难，也可能没有任何经济回报的情况下，坚持用几年，甚至是十年的时间拍摄纪录片。

中国独立影人张鑫彬

纪录片记录的是有别于主流媒体宣传的真实中国的层层面面，呈现出来的社会往往更血腥，更暴力，更阴暗，更让人困惑，这也是中国独立纪录片获得国际认可的主要原因，尽管不能与中国的观众见面，但这些片子却扮演着中国这个时代的中国人集体记忆的重要角色，自然也会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本次节目的嘉宾就是中国独立影人 ，制作人张鑫彬先生，他之前拍摄了一些实验性的电影《北》《忘了》，纪录片《回家》《春》，曾入围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香港独立电影节。

法广：现在您正在拍摄一部比较有意思的电影，能否透露一下？

张：我现在正在拍摄的这部影片是和福建的诗人陈道辉一起合作，他是新死亡诗派的创始人。

这部电影的内容是根据他写的一首长诗，形式也类似于莎士比亚的诗体形式，针对影像的表达。现在就根据他的诗体，将其改编成一种可以用影像表达的方式来进行呈现。所以，他一直将这部电影叫作“诗电影”。

这部诗电影发生的背景是在民国时期，主要是表现包括诗人，画家在内的一些人物在战争背景下产生的人性扭曲，以及普通的民众在这个时代的爱情和生活等其他方面的故事。

这可能是我们在和平时期无法看到和了解到的层层面面。

诗电影和故事影片不同点主要在于，其表达的主题是多方面的，可以有多重解读，可能不会具体讲述什么，就像诗歌一样可以给人很多想象空间。

伊朗的电影大师阿巴斯曾经说过，和故事电影相比，诗电影留存的时间更久。

法广：通过这部诗电影，你们如何围绕中国的生态环境，文化艺术环境与当今中国社会环境相结合进行表达和讲述？

张：从生态环境方面看，总体上讲，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举手投足之间都能够体会到生态的变化，比如说雾霾，工业污染等等。但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是，每次发生重大环境危机时，人们开始恐慌并予以重视，然后才会引起政府的关注，但是过不了多久，人们可能就会习惯，并以平常的心态看待污染危机。

但如果继续这样一步步发展下去，我们的环境可能就会崩溃。

我们从诗歌入手的目的也是要呈现出人性的东西，但是我也希望带入一些现实性的内容进去，包括城乡，工业和海洋之间发生的一些冲突和影响。

我到一个地方时，观察周围社会是可能会带有情绪，比如，在海边，我看到渔民捕鱼手段和方式都有别于传统，除了渔网之外，他们还会使用毒药，导致大鱼和小鱼全部死亡漂浮在水上。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使用电击。但是这些行为可能会对今后的环境带来很大的危机，非常糟糕。

法广：之前您拍摄的许多纪录片都是和人有关，关注社会现象以及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环境，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中国纪录片导演，有哪些社会现象最让你震惊或愤怒呢？

张：从大环境上来说，从社会追求层面讲，大部分的人都追求金钱以及其他物质方面的东西，这可能和中国的教育有关，因为中国的教育还是那种固有的，一味追求名次的模式，这也可能会导致今后几代人继续这样下去。

在艺术领域，也有相似的局面。一些人对最近出现的一些热点、潮流或者是艺术大师的作品进行了解，但是对生活或者社会的关注度较少。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一定要关注社会现实的内容，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现实是无法回避的，就像真正的艺术作品缺少了人性就不能称之为艺术作品；这是我们艺术创作的使命。

法广：请根据你拍摄的纪录片来具体阐述你是如何做的？

张：我现在正制作的一部纪录片叫《春之鸟》，之前拍摄的《春》是通过个人引出社会问题，但是新片中的人物比较多，希望籍此可以呈现传统艺术更加完整的面貌。

《春之鸟》讲述的是河北的一个 叫河北梆子的戏曲艺术，这也是中国曲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影片主要人物叫田春鸟，主要围绕他展开，其他人物还有他的弟子们。他的弟子学历不一，有博士后，也有学历较低的；有80多岁的老人，也有九岁的戏曲“小梅花”，他们居地的城市不同，有北京的，也有的来自小县城。通过这些不同人物，我希望呈现的是普通人对戏曲传统艺术的看法，以及他们的真实生活。观众看了影片后，可能可以更加全面地去了解和看待传统艺术。

另外，我主要也是希望呈现出人物的现状，不是仅仅呈现这种戏曲艺术的精华，而是更强调人性。

通过一个曲艺的形式来映射中国整个传统艺术传承和发展所面临的困境。这算是一个小的切入口吧。
曲艺并不是只是编排或者唱法，还包括这个地方特有的文化及风俗，这是一个地方人们的精神上的财富，具有一定的符号性。如果这些文化形式消失了，一个地方可能就只剩下地名，是一片土地，丧失了文化底蕴。

法广：再回到中国纪录片的现状。你们这些拍摄纪录片的导演或制作人的拍摄条件如何？是否有压力？

张：现在，一些好的纪录片可能不会受到官方的认可，一些优秀的纪录片可能不会被中国的观众接触到。
首先，因为有些纪录片有基金支持，版权并不在导演手中，其次就是因为有些纪录片的题材比较敏感，无法公开放映，包括在网络上也不可能。也有些导演可能会认为他的影片不适合现在放映，处于主观的原因，导演自己选择不放映。

法广：国外的纪录片也都鲜少机会进入院线放映，电视台就是影片与大众见面的主要渠道，中国电视台是否会购买独立记录片的播放版权？

张：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纪录片追求的是真实性，题材可能并不“适合”在电视上放映，而一些纪录片的风格可能很缓慢，采用的是长镜头，可能也不太适应观众的观看习惯.

我之前也写过一些有关电视纪录片的文章，实际上现在也经常有一些电视纪录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专题纪录片”在电视上与观众见面，但是我认为，这些片子会对观众造成误导，因为这些纪录片都是将一些黑白的资料图片进行堆砌，将一些史料性的内容放到一起，进行剪辑，再加上配音和解说构成。

但真正的纪录片可能拍两三年都是常态，也有些人拍的时间跨度非常大，超过十年，一直拍下去，非常辛苦，也需要巨大的韧性，有对纪录片这种表达方式的热情。

但是目前，对中国的观众对这种纪录片的认识度很小。

法广：你有没有想过把你的一些影片推荐到我们法国这边的一些电影节、影展，让法国观众看到？

张：我相信法国是一个非常支持艺术电影的国度，法国观众也是非常热爱电影的，电影也是起源于法国。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让法国民众观看到我的影片。我现在也在不断地创作中，我希望我还有其它的文艺片可以在中外院线的大银幕上播放，无论是影片拍摄技法的创新、人性的探索，还是我一直不变地对中国当下记录性的呈现。

法广：如果有观众对你们的纪录片感兴趣，可以通过哪些渠道看到？

张：可以通过电影节或影展，但是在中国可能还是很难看到，也许有些私人的放映空间，比如，栗宪庭老师在北京宋庄经常会组织一些独立电影，纪录片的放映，但是会经常受到官方的干扰和阻挠。

法广：既然如此艰难，为什么你们还要继续拍摄？

张： 首先是创作者对这样的风格的影片的热爱，对这种影像表达方式的热情，其次是这种表达方式更适合当下的时代。

也有一些电影节基金的邀请。对于一些巨大的制作来说，可能不需要一次性提供太多的资金援助，实际上更多的是以时间做代价，是作者的经历，因为他对这种方式的热爱。

纪录片本身就是以真实的记录性吸引人的，它是透明的艺术。

感谢张鑫彬接受法广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