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谈老村的《骚土》

刚刚过去的2016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50周年。作为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数十年来，“文革”已然成为当代文学史中作家笔下一个不可或缺的写作题材。尽管相关题材的文学创作早已充斥市场，但是陕西籍作家老村（蔡通海）所著《骚土》的再版，却依然深深吸引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这是一部鲜见的描写“文革”给乡村带来灾难的作品。 

作为当代深谙中国农村状况的作家之一，老村以其贯有的独立姿态及辛辣的笔触和独特的风格对农村生活进行了描写。这部以“文革”初期发生在鄢崮村的故事为主体的小说，融汇了时代和历史的深刻背景，极其真实地展现了乡村的苦难、农民的苦难。旅居瑞典的中国异见作家茉莉对这部文学作品做出深刻解读，茉莉将这部作品称作“映照乡村文革的一面魔镜”。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茉莉来谈谈看法。

 法广：首先请介绍一下，老村是怎样的一位作家？

茉莉：老村，这个笔名，似乎就谕示了他和当下的中国作家的许多不同之处。和他们比起来，老村似乎更像是一个乡村夫子似的人物。但是，他和传统的文学意义上的譬如类似于陶潜似的乡村夫子又有着区别，他上过大学，也曾执迷于西方文学名著，对莎士比亚、福楼拜以及后来的马尔克斯等作家都有着广泛地阅读和涉猎，也有自己的比较深刻的理解。大家知道，中国自毛时代开始，作家们基本上就成了中共政治的传声筒和解释者，写作上是不自由的。中国陕西，一直被大家看作是出作家的地方。

当年是家里最小的男孩，老村从小就和父母睡在一面土炕上。在深长的黑夜里听父母谈话，令他终生难忘的，是父母亲每个晚上那一声长长的叹息：“明天的日子该怎么过啊？”贫困的家境在男孩心中留下沉重的阴影，更让童年老村惊心动魄的是，他亲眼目睹了一个因饥饿而打劫粮库的农民被枪毙的过程。

当这个男孩长大进入都市后，中国大地一场又一场的劫难制造了众多的冤魂，原置于记忆角落的文革伤痛由此被不断唤醒。他孤单而决绝地返过身去，拾起自己的童年乡村回忆，为凋零破败的故土与父老乡亲写作。

这对老村来说绝不是一件浪漫轻松的事情。自1983年始，他一贯的文学主题是：饥饿和虐待、专制和反抗。

在陕西的作家中，从柳青开始到后来的陈忠实、贾平凹等一直都是被中共推崇或者默许的作家，也在中国文学界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名声显赫。但是他们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在作品的题材、气质和精神方面配合着中共的某种文学意愿。特别是柳青，他的《创业史》就是典型的为中共解放初期的合作化评功摆好。但是老村没有。

老村的《骚土》从这个根子上就将被这些作家颠倒了农村描写给予纠正。他写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乡村。在中国，绝大多数作家，所谓的知识分子情结都较重。文革结束后，他们大多比较迷恋于书写自己的命运。当然也有许多写农村的作家，不过这些作家始终不会忘记自己知识者的立场，他们基本上都以自己的所谓知识给农村进行了自己的描绘和阐释。

莫言就是典型的一个。他以马尔克斯的魔幻手法阐释了中国农村。但这是变形的，并没得到广大中国农村百姓的认可，他的作品只流传在城市读者群里。老村的作品则不同，他的读者多是底层的民众。老村受到关注也是最近几年，网络放开以后。尽管如此，作家圈和文化人里面真正读他的作品、欣赏他作品的仍寥寥无几。

所以说老村在中国，至今仍是一个并不被大家熟知的很异类的作家。他一开始写作，就自觉地坚持乡村夫子的立场，不去迎合时代配合政治，像一个躲在深山里的工匠一样，数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地打磨着自己的作品《骚土》，以期在更为久远的文学意义上和现实对抗，和中共对抗。

法广：与其他以“文革”为题材的文学创作相比，老村的《骚土》有着怎样的不同之处？它的亮点何在？您称这部作品为“映照乡村文革的一面魔镜”，为什么？

茉莉：老村的《骚土》，写作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其时的中国作家比较，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一开始将写作的笔触对准了毛泽东，毫不避讳、专心致志地去写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的真实危害。当然还有一个特点，作为文学作品，老村似乎比起其他作家更着力于对中国传统文学叙事小说在技术上的继承性。而当时的中国作家，大多还迷恋着改革开放后对西方文学的模仿上。所以说，老村的《骚土》似乎是更加本真意义上的中国小说。

与其他作家相比，老村在故事和语言的营造上，似乎更加忠实于毛时期的农村现实生活，忠实于历史传承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历史上的中国文学，可以说一直有着很好的写实传统，古来因为忠实地记录历史的文人，被杀头被戕害的可以说代不乏人。写《史记》的司马迁出生地，据说距离老村写作的那片骚土也就几十里路。在有着几千年专制历史的中国，文人的骨子里头，只要真正与乡土联系上，一般来说都有着顽固的抗上的，不与官方合作的犟劲和气质。老村确实也是比较好地继承了这种秉性，他的写作，一开始也就当做写史的方式来做，就是试图将毛泽东和他的文革，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法广：一般观点认为，中国城镇在文革中遭遇深重，而偏远地区的乡村则相对安宁。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茉莉：中国有漫长的皇权专制的历史，但是历史上的皇权一般都在宫廷和围绕宫廷的都市里面，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文革主要是给城镇带来严重危害，对乡村的影响不是很大。然而老村这个从陕西黄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讲述了一个叫鄢崮村的村子怎样陷入文革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在那种状态下，是比做奴隶还要恐怖的一件事情。”毛时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例外，他们讲的史无前例，确实如此。毛的危害到了中国社会底层，哪怕是最小的家庭细胞。毛在农村建立的政权，主要依靠的是一些流氓地痞，这一点《骚土》里有大量的描写。可以说也是《骚土》着力描写的主题。作品看似写得是文革，实际笔触是一个中国农村的乡村史。村子里的一把手，支部书记，解放前是个懒汉二流子，有时还小偷小摸，就是这样一个人，被毛的基层政权重用，统治一方百姓。依靠毛政权为非作歹，残害百姓。所以毛时代，在那些最偏远的地方，往往也是更加贫困和更加残酷和更没有人性的地方。今年春上，甘肃省一家六口死于非命，与地处偏远很有关系。

当时混乱的乡村文革也和城镇一样，首先拿读书人来开刀，小学校的教书匠杨文彰第一个被抓出来批斗，学校停课闹革命。而后，乡村在革命的名义下癫狂起来，欺骗和谎言伤害人们的心灵。动荡的时局给人性之恶展示机会，人们的私怨和宿仇开始发酵。此时，个体的行为就不再由他们自己的人格来决定，而被来自外界的权力意志所决定。

作家极尽揶揄讽刺之能事，以漫画般的手法描绘出的一场场的荒诞闹剧，展现出鄢崮村热热闹闹的众生相，且穿插着类似于三言两拍的乡野情色故事。中国西部农民的苦难、愚昧和麻木被描写得栩栩如生。读者因此看到，在传统伦理被革命瓦解的乡村，缺乏自我权利意识的无知乡民，是如何轻易地被极权所煽动利用，成为暴政的基础。文革这场规模巨大的瞎折腾，对残余的乡村文明、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都造成如鲁迅所说的“寇盗式的破坏”。

4） 老村花费了大量时间，对这部作品不断修改、完善，从最初的删节版到最终的足本出版，耗费了近二十年，这是他与多数作家十分不同的地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骚土》最初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出版，紧随《白鹿原》和《废都》之后。但当时这一版本的《骚土》经过了出版编辑大量的删改，是一个作者压根就不认可的版本。

尽管如此，《骚土》由于其真实的农村描写还是有不少的读者去读它。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对这本书的出现很是恼火，认为《骚土》给解放前中共在陕西解放区抹黑，立即禁止了此书的发行，出版该书的中国文学出版社也受到牵连，责编撤职，直到后来又以别的借口将该出版社一关了之。

在这种情形下，老村并没有放弃的《骚土》的再版，他坚持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认为他写的农村才是真实的中国农村。所以又经历大约十年时间的努力，一个较完整的《骚土》版本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之后老村又不断地修改打磨。历史上的中国小说，譬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等，都经历过漫长的创作和打磨期，这也可能是中国小说与其他国家小说不同的地方。中国小说有自己的叙述传承，这一套经验非常之复杂，其中蕴含的中国美学意义也非读一遍两遍就能通晓。

时至今日，世界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可以说还很肤浅。当然中国文学进入近代特别是毛时代之后确实说是退化、粗鄙甚至是堕落了。老村的写作，包括他的《骚土》，实在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非同寻常的例外。这也是老村坚持要这样写作的最重要的理由。

 法广：您曾将这部《骚土》誉为“阿Q之后最优秀的文学典型”。请谈谈应该如何判断一个“优秀文学”？“优秀文学”的共同特点又是什么？

茉莉：上海作家吴洪森先生评价老村的《骚土》，认为它是改开三十年来最重要的作品，是一部当代小说的经典。他认为《骚土》不仅涉及了中共政治对农村的迫害，更重要的是它塑造了一批活生生的人物，有一串非常好的故事。

所有的优秀文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提出挑衅性的问题。在《骚土》中，老村对时代的质问，是通过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提出来的。

在该书众多人物中，有两位典型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最令人震撼，都让人看到：社会的演变如何深深改变个体的存在，如何导致生命的连续性与一致性的断裂。

一位是邓连山，鄢崮村的地主。这个人物与《白鹿原》里的地主白嘉轩有相似之处：都是凭借勤劳和智慧积累了土地财富，是乡村中救助贫困、守护乡邻的忠厚仁义之士。但邓连山很倒霉地碰上了土改，作为地主被清算，家中金银财产被连锅端，还因为在猪圈里发现手榴弹，被以“阴谋反攻倒算”罪名给判了十年牢狱。

在老村的故事里，当年邓连山曾是“虎虎势势的一条大汉”，为人敦厚，极讲诚信。在莲花寺监狱劳改后，他变成了“三勤”积极分子：一是汇报思想勤；二是请示工作勤；三是学习《毛选》勤”。就如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瑞典人质，爱上了抢劫自己的绑匪，邓连山成为毛泽东的忠实信徒。在完全丧失自我尊严之后，邓连山还接受了红朝灌输的“阶级仇恨”意识，为了他所爱戴的领袖，他竟然告黑状出卖自己的乡邻，导致带领村民开仓偷粮的郭大害被枪毙。在小说的结尾，邓连山终于良心觉醒，自缢在村东的柿树上。

可以说，邓连山是中国文学史上继阿Q之后塑造得最成功的文学典型。老村既写出了这个人物鲜明的个性特点，又通过他那令人吃惊的人格变化，反映出文革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描述人们在丧失尊严感之后的变态心理，具有相当的共性与普遍性。凡是经历过文革的读者都知道，当年如邓连山一样因自我改造思想而丧失良知的人，为向共产党表忠心告密陷害他人的人，几乎遍及中国城镇乡村，甚至包括大城市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但很少有人像邓连山一样为之自杀赎罪。

《骚土》中另一个人物典型，是具有悲剧英雄气质的青年郭大害，老村视此人物为“黄土地上的真人”，在小说后半部分，郭大害带领村民开仓分粮之事件，无疑是这部文革小说的高潮所在。开粮仓，让各家分粮救济饥荒。这样，一群热血青年即刻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大害本人被押到高崖下枪毙。。在统治者拥兵自重的当代，这类年轻人所谓传统的“水浒”好汉式的反抗，注定逃不脱失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