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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故乡 与未来擦肩而过—李睿君导演谈『路过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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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未来』剧照,图为杨子姗扮演的女主角。

几乎跟去年一样,华语世界影片缺席戛纳,最后,李睿君带来了『路过未来』,参展电影节极重艺术价值的“一种注视”单元。这位来自中国西北的新锐导演,听他娓娓叙谈,始终有一个东西在拨动着他的心弦—家。家、田园、故乡。人们从老家出发,寻找未来,然而你与想象的未来擦肩而过。


『路过未来』讲述的是二十五年前一个甘肃家庭去深圳打工的故事。二十五年后的现在,父母老了,身体不太好,孩子要上学,深圳的制造业在下滑,他们觉得是该重返家乡的时候了。回到老家,老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他们本来想好把老家的地要回来种,把老家的房子收拾好了住进去,不用像深圳一样每月交三四千块钱的房租。可是农村发生了新一轮土地改革,土地被集中起来,让少数人种,在中国叫“土地流转”:大部分人去给农场主打工。 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去为别人打工,原来的设想落空,年近六十, 只能再回到一个小县城去做建筑工人的工作,如同他年轻时代刚到深圳那样。他的女儿看到这一切很心酸。他的父母八年前本有机会在深圳买房子,但是女儿的肝出了问题,父亲把自己的肝移植了两叶给女儿 ,原来计划买房子的钱全部用于给女儿治病。看到父母沦落,女儿姚婷很愧疚,便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深圳买一个最小的房子把父母再接回来。然而最后的结局是,这个深圳出生长大、没有去过甘肃的女儿也回到了甘肃。

李睿君说,“这个故事是讲两代人关于家,归属,身份归属,情感归属的问题。其实中国大概有两亿三千万的农民工,像她的父母一样的第一代农民工现在已经六十岁左右。第二代农民工,比如电影中的这个女孩,从来没有去过甘肃,在深圳出生长大,但她的身份证又是甘肃的。“

“路过”已经是过去时态,“未来”是未来时态,路过未来,好像很矛盾?李睿君以为,“ 路过未来的意思其实是说,每个人都离开自己的家乡,到一个新的地方,希望能够追寻他们心中设定的那个未来,但是,大部分人发现,到头来,他们只是跟未来擦肩而过,路过而已,未来跟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能实现那个心中设定的未来的人毕竟是少数。”

如同『老驴头』,李睿君的影片风格十分独特,素描的画面、现实的氛围,内里透出一种淡淡的哲学思考,一种穿透时间的诗意。『老驴头』讲的是一个养儿防老的世界的消失,儿女都出去打工,面临土地改革,本来依赖几亩地生活的老人不知将如何维持晚年的生计。『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描述的也是一位西北农村的老人,儿女都出去打工了,没人跟他进行交流,老人的世界空虚,孤独。寂寞。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有小孙子跟他说说话。故事让人联想到萧红的『呼兰河传』。但这部片子分明透出一个重大的现代信息:田园荒芜,父母缺席。『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也是一样的主题,爷爷去世了,父母在外打工,两个孩子暑假的时候决定骑着骆驼去寻找父母......

田园荒芜,这里留守着老人和儿童。李睿君说,“找回自己的家,到了『路过未来』,其实才开始真正的讲到,以前几步电影里只是在说,那些在外边打工的父母他们过得怎么样,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有哪些问题,所以才有了『路过未来』”。

九十年代有一部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展示中国农村刚刚改革开放的景象,在法国,在西方当时很受欢迎。今天的中国已非昔日,深圳是前沿城市,农村也让出去打工多年回乡的无所适从。李睿君如何通过自己的视角,用电影透视这个自己眼中的时代?

他认为每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那个年代的人不太有身份焦虑的问题,但是现在的人有了身份焦虑的问题。而且,谈到尊严的问题,过去和现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从字面意义上我们在讲尊严,含义却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好比在秋菊打官司的那个时代,家的概念,家庭的概念跟今天相比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家是我们生活的场所,现在,我们背井离乡,家变成了一个在工作的地方的暂时的居所。家已不承担生活的功能。”

几亿农民进城打工,但“我们很难界定这个城市到底属于谁?过去很简单,城市属于城市居民。八十年代以前,不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务工要有城市的亲戚开介绍,要有暂住证,不然会被当作盲流遣送回去的。改革开放以后,需要发展城市,大量的人进城建设城市,从盲流变成农民工了,貌似有了一个合法的身份,可是到了今天,城市不需要这么多的人口,负荷太大 ,又设法让农民工回乡,他们在这个时代的大变动中永远是是被动的,永远像蝼蚁一样,跑来跑去,不停地干活。但是为什么干活,是不是你所创造的价值就是你现在所获的东西?不知道。”

听李睿君谈话,感觉似在电影中寻找或者诘问另外一种东西,人生的况味,存在的意义,人文色彩很重。商业化大潮四周冲荡,可他淡淡地说,每个人的兴趣点不一样。有很多记者问他,为什么拍这样的电影?离开自己的家,去寻找梦想?拍他们跟他们的父母的困境,精神状态,身份困惑?“某种程度上我们都一样,我离开甘肃,来到北京,是要实现自己的梦想—拍电影。本质上我们没有任何区别,我们都是一个去别的地方打工的人。满眼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事情,我不能视而不见。你在北京的大街上,过年的时候,平时地铁拥挤,高峰时地铁四五班都挤不上去,但是到了过年的时候,城市的大街都空落了起来。这个城市其实完全是靠外来人口促成它的繁荣,但是当我们在赞叹这个城市繁荣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过那些造就这个城市繁荣的人是谁,就是这些农民工。没有人记得他们。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公。因为他们买不起房子,所以他们没有户口,没有户口,他们的孩子就不能在城市上学,只能去质量很差的农民工子弟上学。

最后我们的话题说到近年中国影片的状况。这两年中港台都没有影片参加戛纳国际电影节,李睿君在戛纳参展自然十分引人注目。对此,他认为理由很简单,这两年中国的电影市场蓬勃发展。更多的人愿意跑到电影院看电影,当然他们想要看到的是商业片、娱乐片。他们是把看电影当作一种消遣,不是作为文化产品来欣赏。花钱买快乐,于是市场上有很多热钱,很多人愿意投资电影。很多导演觉得拍商业片赚钱,投资者觉得商业回报好,于是拍其它影片的人越来越少,“更多的人觉得你做这个事情是没有意义的,不要说你会受到观众的非议,你也会受到你的电影同行的非议。但是,电影当然承担着一种娱乐,但不能全是娱乐,不能说当下所有的人喜欢吃川菜,我们就把其它菜馆统统关闭,全部做川菜。那样是不行的,这不是一个健康的市场。”

听他说话,好像面对一个田园守望者,时间在他的面前流逝得很快,但是他的心中有一个恒久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