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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逝世引发“和平理性非暴力”大讨论

作者 旧金山特约记者 王山

刘晓波如果天上有知,一定为他逝世后中国民主运动出现的新局面感到高兴。由他的逝世引发的一场有关“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大讨论,正在海外中国民运和维权人士中展开,讨论未必有一致的结论,但会为中国的民运与维权运动开拓新的思路。

这场讨论,其实在去年11月29日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民运人士彭明猝死在中国监狱中便已开始。人们认定彭明,死于中共的谋杀,因为中共害怕彭明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推翻中共专制政权的理念。在追思彭明的活动中,有人提出应对彭明的革命思想予以重新审视。

刘晓波的逝世,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讨论再度引发,而且推向深入。海外中国民运人士,除了极少数人,人们对刘晓波为中国民主事业献身的精神,并无异议,但许多人对集中体现他“和平理性非暴力”理念的那句话“我没有敌人”,却不表认同,或不能理解。刘晓波是被他不当作敌人的中共谋杀致死,是那样的残忍。而被刘晓波不当作敌人的中共杀死的中国人,在刘晓波之前,已经有数以千万计,包括夹边沟饿死的右派,包括被枪毙还要她的家人付子弹费的林昭,包括被割开喉管的张志新,包括被吊死的李旺阳,包括一个健康身躯被折磨成恶液质状态的曹顺利,包括在强拆中碾死在推土机履带下的拆迁户;尤其是,28年前的6月4日,那些不是敌人的人,开着坦克、端着冲锋枪,在北京大街上杀死了数千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中共政权从来没有因为刘晓波没有把他们当成敌人而对刘晓波和那些惨死的人有丝毫的宽容和怜悯。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意境深远,充满崇高的宗教情怀,问题在于,“崇高”对于除了掠夺、杀戮和维护永远的掠夺和杀戮权,什么也不懂的中共,有用吗?“我没有敌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听懂了,于是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中共一个字也没有听懂,于是把刘晓波关进监狱,一直把他关死。

刘晓波无疑是中国的曼德拉、甘地,但曼德拉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遇到的是有民主意识的南非白人总统德克勒克,甘地面对的是已经实现了民主宪政的英国殖民者,他们都有良知、有底线,所以曼德拉和甘地成功了;而刘晓波面对的,是丧尽天良、毫无底线的中共,所以刘晓波不会成功,只有死亡。

在这场讨论中,“和平理性非暴力”仍占据着理论高地,告诉人们:如今是热兵器时代,不是陈胜吴广那个拿一把锄头、一把梭镖就可以起事的冷兵器时代,人们手中一杆枪、一门炮都没有,如何反抗得了有数百万军队、武警的中共。这理由足够充分。但讨论本身告诉人们:“和平理性非暴力”尽管理由充分,却不可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不可阻碍人们在推翻中共极权专制的斗争中,拓展新的思路、提出新的理论、采取多样的方式。当年,中国的89民运失败了,苏联、东欧的民运却成功了:苏联成功于叶尔钦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红军的大炮轰击了苏维埃大厦;罗马尼亚成功于民众把独裁者齐塞斯库夫妇抓起来立即处决。苏联、东欧的民众没有机枪大炮,没有在热兵器下流血,也应属于“和平理性非暴力”。

不知道八年多的牢狱致晚期肝癌的刘晓波,至死也未获中共允许出国治疗,也没有满足他卑微的愿望给他挚爱的妻子刘霞以自由,他是否对自己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和“我没有敌人”,有新的思考,赋予新的含义?不过人们相信,刘晓波至少会欢迎他逝世引发的这场讨论,并且听取人们对他的质疑,因为他是一位哲人,是一位思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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