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大18日在北京召开。从最近几十年的中国政治运作惯例来看，习近平在这次会议期间获得第二任期已是定数。但尽管如此，这次会议却比以往更吸引了中国海内外各方舆论的广泛关注，关于核心领导层的人事变动的传言更是不断出现各种版本。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系丁学良先生认为这次高层人事变动面积大，而中国最高层权力转移制度化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使得这次19大人事安排增添更多未知数。北京独立学者章立凡先生则认为习近平在开幕式上三个多小时的讲话冗长而缺乏新意。
丁学良：最高层权力转移制度化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丁学良先生认为，这次会议之所以格外吸引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其中可以有多种解释，但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点：
丁学良：“依我看，三个原因最重要。第一是，在18大习近平、李克强接班的那段时间里，发生了邓小平去世以后最严重的政治冲突，也就是薄熙来事件，这个事件有把很多其他的重要官员卷进去，他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了。这次事件透露出，在中共高层，对权力转移，对接班问题的制度、程序，有严重的意见不一致；第二个原因，正是因为18大时接班引起了这么大的冲突，这五年中基本上都是在处理与此相关的事物，因此19大上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就引起大家极其高度的关心。假如高层人事安排本身在规章制度、在程序方面已经很透明、很稳定，那么即便有18大接班的时候的薄熙来事件、周永康事件等等，人们对19大的不确定性的猜疑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满天流传各种各样的说法，这些就是因为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很清楚、很确定的程序。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
“第三个原因，是中共到20大还有五年。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人特别关注这一点。我们都知道第一个执政的共产党是俄罗斯共产党（后来改名叫苏联共产党）在20大的时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就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了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震撼了整个全世界的共产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五年后中国会出现一模一样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和当时的苏联共产党不一样。但就是因为一个党时间长了，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积累的要素太多了，因此中共到20大的时候也不可能不遇到现在都不可能预见到的非常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人们都很关心。”
“以前，大部分情况是，只是中国人关心中国，现在为什么全世界都关心中国呢？这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和外部世界间的关系已经不一样了。以前，中国出事，也就是自己出事，现在如果出大事的话，这个世界上很少有哪些地方不受影响。这当然一方面透露出中国综合国力比以前强大的多，但同时也展现出另外一个问题：虽然在物质方面，在经济方面，在技术方面，在财力方面，等等，有了很多的积累，有很多成长或壮大，但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目前仍然在问号之中，这就是最高层权力转移的制度化。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清楚地解决。随着中国国力继续增长，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多样化，这个问题将是全世界都会关心的问题。”
“现在政治局常委有7个人。有人讲可能会缩减成5个人，有人讲可能会增加到9个人，这都是猜测。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来说明哪一种猜测完全没有可能。我只能说，按照预期，现在的7个人中有5个人，有最大可能性，是要退休的。这样（涉及的人事）面积就很大。当然可能有些个别的变化，但即使只换其中4个人，那也是很大面积上的变化。”
章立凡：习近平报告描绘出美好前景，但没有具体路径
章立凡：“（这份报告）就是宣布新时代吧，就是所谓的习时代的到来。最近以来一直有个说法就是：毛让中国人民站起来，邓让中国人民富起来，大概习就是要让中国强起来……好像更多的是描绘一个美好的前景，给大家看一个强国梦。把党和国家捆绑在一起，然后讲一些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等这一类的概念，使大家能够跟着共产党走。就是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也是一贯的做法。他更强调的当然可能就是他所领导的这个时代。”
“还有一点就是（报告）讲到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换，这一点也没什么新意，说是（矛盾）已经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一句老话。在61年前，在1956年中共8大的时候，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已经讲过同样的话，说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所以这种表述给人感觉是：61年没什么进步，还是这点儿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表述没什么新意。”
章立凡：这份报告没有理论创新，只是一个目标管理
可以预期的重要的人事变动是否也会预示政策上的重要调整呢？章立凡先生似乎并未从习近平今天的讲话中看到这样的亮点：
章立凡：“我看不出这种亮点。基本上讲，这个报告的起草很平庸，也很失败，非常冗长，面面俱到，重复了很多中共经常讲的那些政治概念或政治名词，把它们重新组合一遍，重新讲一遍。讲过去五年的成就的时候，显然不够理直气壮，只是到后来讲未来的时候，才情绪高涨一些。就是说，从临场的表现来看，他（习近平）好像讲过去五年的成就的时候，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因为毕竟现在中国的所谓经济成就应该说是从邓小平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走到今天，积累起来的成就，这不能完全归功于这五年。而且这五年的发展情况事实上并不好。比如说18届3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分配中起主导作用，但是，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政府仍然在起主导作用，提出什么把国企做大做强，提出什么企业、甚至民营企业也都要建立党组织……都是很荒诞的政策。还包括现在体制内甚至有人提出来：现在有大数据了，可以理直气壮搞计划经济……这些都是一些很混乱的概念，很难指望以现在这个报告为依托，就能够带领中国在经济上走出现在这种困局。”
“整体来看，就是这份报告没有什么理论，就是一个目标管理。比如，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它有一整套说法，而且它是重新，改变了毛时代传统的计划经济那一套；三个代表是一个本体论，它也说了：共产党是什么。科学发展观作为一个方法论也是有理论表述的。但是这个（19大）报告我们完全看不到理论表述和逻辑，这些都没有，只是一些名词和概念的堆砌组合，然后提出一个宏大的目标，但如何实现这个宏大的目标，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路径，所能看到、强调的就是党的领导。当然，执政党治国的领导作用很重要，但是，我们看不到它作为一种理论创新的存在：未来要怎样写入党章？什么是指导思想？我的感觉就是，这份报告既冗长，又没有重点，比较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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