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也就是原来的北师大女附中，２０１７年９月初隆重举行百年校庆，吸引几十届新老校友与教师返校，共襄盛举。如果说官方媒体新华社也特别报道了百年校庆日的欢歌笑语的话，一段无法见诸于官方媒体的难以言说的历史也萦绕着一些前来参加庆典的个人思绪。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在这所位于北京闹市中心的精英女校，副校长卞仲耘被一群亢奋的红卫兵殴打致死，成为文革期间血腥的“红八月”的标志性事件。５１年后卞仲耘之死的真相仍然无法大白于天下，百年校庆之隆重更淹没了这段官方不愿提及的历史。只是那些今人已经难以想象的暴力毕竟在那些过来人心中──无论是受害者，还是施暴者，都留下难以抹平的印记，有人在校友微信圈中致信，公开就当年的行为道歉，也有人以更加个人的方式向当年的同窗表达歉意，但这些为数不多的个人行为更凸现出官方舆论对这段血腥历史的缄默。在本次公民论坛专题节目中，我们就连线最早记录卞仲耘之死的王友琴女士，共同回顾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反思当年在这所精英学府更是在全中国大规模发生的暴力。目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王友琴女士常年收集整理文革受难者资料，在２００４年出版《文革受难者》一书，为那些在文革暴力中屈死的冤魂留下一份见证。
法广：今年是北师大女附中百年校庆。北师大女附中当然是一个精英学校。但在文革初期，这里发生了一次非常典型的暴力事件：学校的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殴打致死，这是当时全国第一个被学生批斗打死的校长。事件发生的时候，您自己正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您对当时的气氛有怎样的记忆？
王友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师大女附中高中一年级的学生，13岁。文革开始以后，运动规模不断升级，先是开批判会，然后全面停课，揭发校长和老师，然后在1966年8月5日的下午，在师大女附中的校园里，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那一天一共打斗了5个学校的领导人，另外4个人也都受了重伤。
法广：当时事件发生的时候是怎样一种气氛？您当时是否感觉到一种暴力的气氛在逐渐酝酿，最后走到致命的一步？
王友琴：是这样。因为学校停课是6月初，到8月5日的时候，已经经过了两个月，可以看到暴力手段一步步发展起来。那天下午学校里开始斗争这5个学校领导，开始是拳打脚踢，后来用带了钉子的棍棒打，还用开水烫，而且进行各种体罚和折磨。大概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卞仲耘校长已经口吐白沫，昏倒在宿舍楼前的台阶上。天黑以后，她才被从到学校对门的医院，那个时候，医院说人已经死了。
这是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而且师大女附中位于北京西单，是北京的闹市中心，离天安门广场可能也就一公里左右的距离。这个消息马上被报告到上层领导，没有人来制止，甚至没有警察来看一眼被打死者。暴力就在北京迅速发展……
法广：就是说（女附中）最暴力的那一天，您在现场，是目击者……
王友琴：我是在现场，在开始时的大约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我站在台下，看见台上他们跪着被打，身上浇了墨汁……这样的恐怖场景。我回到宿舍（当时我是住校生），看了一本书，我还记得那本书的名字：《趣味数学》。吃晚饭时我下楼，在食堂里还听见非常亢奋的议论，关于怎么打了他们。第二天早上，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就在广播里公布了这个消息，当然没有说（卞仲耘）被打死，只是说：她死了。
2004年，我出版了一本书：《文革受难者》。这本书总共有52万字。书里有659名受难者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姓名拼音排序，（关于）卞仲耘的这一篇是最长的，有两万字。
法广：为什么选择着墨特别记录卞仲耘之死呢？
王友琴：这里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我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1966年8月5日发生的事情，我看到了开端，也看到了它的后来。我不能忘记。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她是北京市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还有一个原因是，13天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庆祝文化大革命，报纸上说有一百万学生红卫兵参加了这个集会。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领袖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献上红卫兵袖章。在献袖章的时候，他们有一段对话，这段对话也发表在当时的报纸上。而且这次集会是向全国实况转播。这段对话是：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宋彬彬。毛泽东说：要武嘛！两天以后，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署名是“宋要武 （宋彬彬）”（注：《光明日报》发表，《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文章的标题是：我给毛主席献戴上了红袖章……
在 8月18日的集会之前，据我的调查，北京一共有三个中学的教育工作者被打死，第一个是卞仲耘，第二个是北京通县一中的副校长程珉明，他也是一个数学老师。他8月7日在劳改队被折磨致死；8月17日，在北京101中学，美术老师陈葆昆被打死。陈葆昆老师是在学校的喷水池前被打死的，围观者特别多，参与者也不少。然后，有了8月18日的集会；8月18日之后，暴力在北京全面升级，每天被打死的人不断上升，8月24日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三位数。在最高的一天，是278人……
法广：是一天有278人（被打死）！
王友琴：对，一天有278人。这一天是1966年9月1日。这个时候，暴力已经从学校里发展到社会上，一大批人被打死……
法广：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红八月”。“红八月”总计北京被打死的人有1700多人……
王友琴：是的，是的。当时，每天由不同部门向公安局、向媒体记者、向上报告当天被打死的人数。在文革结束以后，《北京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给出的数字是1772人！
法广：女附中校内为卞仲耘修建了一座半身塑像（是在室内的），但是，今天的（女附中）学生对这段历史是否了解？学校内是否这段历史是否有所讲述？
王友琴：我想，现在的学生基本上不知道这件事。1993年我访问学校的时候，当时和4个学生谈话，他们都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们问我来做什么…他们听我说后看着我：什么？在我们的宿舍楼前打死过人？…他们完全不知道。现在的学生就更不知道了……关于塑像，也有比较复杂的故事。当时塑像造好的时候，有人甚至反对写上她死的日期，希望只写年，不写日，不要写上8月5日。就发生了争论，有人认为应当写上她在8月5日被打死，有的人连日期都不让写，最后只是写了卞仲耘死的日期：1966年8月5日。至于她怎么死的，根本就没有提……这样的方法当然特别有效，因为文革的暴力历史、红卫兵的暴力历史就被抹白了，被忘却了。
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有相当多的人会坚持记住这些事情，并反省这些事情。这次百年校庆，我觉得有几件事是值得一提的。一个是（当年）初二（四班）的黄晓丽同学的道歉信，我觉得非常好。我在1996年就报道过初二四班的学生（1966年）8月4日（就是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怎么在她们班里打了她们班上的所谓“狗崽子”，就是那些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场面非常典型：把同学分成三种，一部分坐在椅子上，是红卫兵，一部分坐在地上，是所谓“不好也不坏”的家庭来的孩子，还有10个同学站在教室前边被绳子拴起来，遭到“斗争”。然后，8月5日，卞仲耘校长被打死。
法广：卞仲耘本人已经无法指认打死自己的凶手，她的丈夫和家人是否在后来的年代里是否了解了（那时）具体是哪些人参与了殴打致死的行动？
王友琴：王晶垚先生在1966年就做过详细的调查，他的最后一次努力是在1989年上述最高人民检察院，12月他得到一个回答。检察院的回答解释了这件事，还讲到：这次暴力事件是“仿照北大附中的做法所为……。”但是没有人来处理这件事。王晶垚先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在2007年90年校庆的时候，学校根本没有邀请王晶垚先生，而是把宋彬彬当作90个杰出校友之一！王晶垚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校长袁爱俊，在那封信里他讲到了卞仲耘之死，指出，把宋彬彬给毛泽东献袖章的照片放在大型展板上是错误的，他说：“宋彬彬献的那个袖章上沾着卞仲耘的血”！ 此后王晶垚先生还有两次抗议，一次是在他们做道歉的时候（注：宋彬彬2014年1月12日重返母校，向昔日的老师和校领导道歉，并向卞仲耘塑像鞠躬致意）。王晶垚先生说，这根本就不是一次真正的道歉，她们否认事实。替王晶垚先生为这封信打字的人告诉我，原来他打的字是：刘进、宋彬彬他们的态度是丧心病狂，王晶垚先生说，不是丧心病狂，她们不疯，她们知道她们的利益和她们的理念，她们是丧尽天良！这是他第二次抗议。这封信发表在网络上，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发表。第三次抗议是2014年的3月，《南方周末》发表4版报道文章（记者冯翔访问了宋彬彬），他们在文章里说我的书《文革受难者》“歪曲事实”，让我很惊讶：一句话就下了断语！他们采访了王晶垚。在这次采访里，王晶垚说：有人说宋彬彬没有动手打人，王晶垚说：她是没有动手，但是，她们是一伙的。这句话，《南方周末》发表了。
精英女校何以成为暴力先锋？王友琴：“文革是自上而下发起的运动。”
2017年10月19日公民论坛：王友琴访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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