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文革屠杀，人们就会想到湖南省的道县。整整半个世纪之前的1967年，道县及周边地区的大屠杀，是中国在文革期间最骇人听闻的重大惨案之一。国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中共官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关于这次惨案的内部调查报告和结论等等文件，为彻底揭开这一惨案的真相提供了翔实可信的资料。这次节目，我们就请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高伐林来做一个介绍。
法广：高伐林先生，国史出版社最近几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这个系列之下，出版了大量电子书。《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文革大屠杀机密档案》这本书，也是其中的一本吗？
高伐林：是的。国史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已经出版近70种了。去年出版了36卷《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今年夏天又出版了广西文革机密档案的10卷“续编”。这次我们出版的关于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文革屠杀的书，是最新的一本。这本书，由程鹤主编、宋永毅协编，全书近二十万字。
法广：关于道县文革屠杀，我们知道文革研究者谭合成写出了《血的神话》，你们为什么还要出版这本书呢？
高伐林：两种体裁，各有各的作用。您说的谭合成那本书很重要，美国著名翻译家毛雪萍女士和郭建教授把它译成英文出版，在中文世界和西方世界都起了重大作用。国史出版社的这本书，汇集了大量中共的机密档案，更具有无可辩驳的史料价值。正如协编本书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宋永毅教授所归纳的三点意义：其一，它们以中共自己出版的调查报告和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结论的形式，有力地印证了谭合成纪实作品的真实性；其二，这些机密文件披露的大屠杀，并不限于道县一个县，还涉及周边零陵地区其它十个县市，如祁阳县、江永县、江华瑶族自治县、冷水滩市和永州市；其三，我们从中共文革后处理这些惨案的政策、方法，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一些非常具有当代意义的问题，比如，文革中频发道县这样的惨剧，为什么中国还有那么多的毛粉还要怀念文革？
法广：道县及周边地区大屠杀有什么特点呢？
高伐林：最让我触目惊心的，是杀人之疯狂。在中国文革众多大屠杀中， 道县大屠杀不是规模最大、死人最多。受害者人数，比不上广西死9～15万人，也比不上内蒙死1.7～4万人，但相对所占整个人口的百分比却非常高。这本书中的机密文件《道县县委关于处理“文革”杀人问题的总结报告》，对受害者总数披露说：全县十个区、一个镇和36个公社，都出现了杀人问题。……从8月13日至10月17日的66天中，全县共死亡4509人，其中被杀4070人，被迫自杀439人。死亡人数占当时全县人口总数的1.18％。其中全家惨遭杀绝的207户。这个百分比 受害者人数竟达到总人口的1.18％，是广西和内蒙的2～6倍，在全中国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密度上，首屈一指。
法广：道县周边地区呢？
高伐林：道县的大屠杀具有极大、极快的传染性。道县的事件爆发的时间较早，是在1967年8月，广西、内蒙等地的大屠杀一般要到1968年中才大规模地发生。道县屠杀很快地影响了附近的十多个县市，全地区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还传染到毗邻的广西自治区。
不过应该指出，与广西大屠杀相比，道县的民众至少有一点还是幸运的。那就是驻湖南的47军在发现大屠杀后，立即制止。道县的大屠杀在8月26-29日到达高潮，8月28日47军和湖南省革筹发现后，立刻电告零陵军分区、道县武装部要求制止，随后联合发出紧急通告；8月29日47军派部队进驻道县，还动用了飞机散发传单，严禁杀人。到9月底基本上就没有人被杀了。这说明即便在中国处于“全面内战”的混乱状态时，中共政权对局面的掌控还是有效的，只要想制止就能制止；广西之所以不能平息，从杀人发展到吃人，在于其党政军领导韦国清本人就是乱杀人的实际策划者和指挥者。
法广：道县和周边地区文革中屠杀的对象是什么人？
高伐林：死亡人员9千人，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所谓“四类分子”加上右派，3576人，他们的子女4057人，这就占了死者绝大多数；贫下中农1049人，其中部分人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部分人因报复杀人而遇害；其它成分411人。值得指出的是，被杀者中，未成年人826人，最小的才10天。道县和周边地区的屠杀，呈现杀人者是高度组织化，受害者“被高度组织化”的特点 这也是文革屠杀的共同性。
法广：“杀人者是高度组织化”，这好理解；受害者“被高度组织化”是怎么回事？
高伐林：用一句中国古话来讲，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杀人者要杀人，就给要除掉的目标加上各种“操控群众组织搞反革命暴乱”“暗中串联要搞阶级报复”的罪名。本书的机密档案告诉我们：黑五类作为饱受歧视的贱民阶层，非但从来没有过任何“乱说乱动”，甚至被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驯化到在临死前都不敢问一句：“为什么要杀我？”他们被说成是什么“黑风暗杀团”、“反共救国军”，其实都是子虚乌有，根本不存在，是杀人者为血腥屠杀制造出来的借口。
法广：是什么人制造了大屠杀呢？
高伐林：这些调查报告显示，道县等很多地方是当地属于保守派的群众组织和各级武装部军人、基层党组织和基干民兵，制造了对阶级敌人的大屠杀。他们认为四类分子是造反派的社会基础，大屠杀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把四类分子和造反派绑在一起，抹黑造反派，整垮造反派。
四类分子和造反派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瓜葛，但是造反派是不是与四类分子一样，都只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呢？本书所收集的一些机密档案告诉我们，也并非如此。中共祁阳县委的一份总结就记载：该县对“阶级敌人”的屠杀是由掌权的“湘江风雷”造反派发动的；宁远县委、新田县委在调查报告中也有翔实具体的事例：造反派在文革对所谓阶级敌人斩草除根的屠杀中手上也沾了血。
书中收录了这样的档案材料：在毛泽东逝世多年以后，工作组到道县调查这一震惊中外的血案，被包围在一片反对声中，有人说：“毛主席死了，还乡团来了！”“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为什么尽帮着地富说话？”甚至喝农药、上吊以示抗议。这说明：如果中国不彻底揭开文革真相，不解构毛泽东热的理论和社会基础，再来第二次文革、重演道县惨案，决不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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