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谈新书，兼论中国模式的末路狂奔

旅美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2018年年初在日本出版新书《金钱、间谍和成龙现象》，突出了金钱在中共统治和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畸形作用。特别强调了间谍和成龙现象。陈破空先生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写作思路。

习近平 路透社

法广：你在这部新书中，除了金钱问题以外，还专门谈到间谍问题和成龙现象。首先请谈谈为什么选择了这两个视角？

陈破空：伴随中国崛起，垄断中国全部资源的中共，成为暴发户，财大气粗，手中有钱，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政府。他们用金钱来支配一切，像中国的军费、夸张得以每年两位数增长的军费；还有维稳费，维护政权安稳的费用比军费还高、增长更快。除此之外，他们还觉得，金钱可以摆平很多事情。比如，用金钱开展间谍战术，并向国外延伸。中共触角广泛，包括渗透海外的华人社团、留学生团体。中共自己派出的记者、外交官等，很多都带有间谍成分、担负间谍使命。因为中国制度是一党专政，扼杀了中国人的创新能力，所以它的科技、军事这方面的技术都要靠网络窃密或者间谍战术来取得。因此金钱跟间谍的结合在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政权下，可以说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法广：间谍战，其实并不是中共特有的专利。应该说，每个国家都在或多或少地从事间谍活动，这样的背景下，你对中国展开的间谍活动如何下定义？中国展开的间谍战与其他国家有何不同？

陈破空：对，各国都有一些间谍活动。我们知道：一战期间、二战期间，战争时期各国间谍活动都非常活跃。深入敌方、深入后方，都是为了取得一方战争的胜利。随着和平时代的来临，世界文明进入民主化的轨道，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情况下，间谍活动与战争时代相比大为减少。另外，间谍活动主要针对国家安全，很多是出于自卫性的、防卫性的间谍活动。

中共的间谍活动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的是，完全没有底线，可以说是一种超限战。它涉及到任何领域。它是打人海战术。实际上当时的国共内战，中共的间谍战就是人海战术，打到国统区的任何一个方面，国军的后方或者国统区的各个层级。当时毛泽东采取了人海战术。今天中共继续把这种人海战术的间谍战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就是：在各个领域发动全面的间谍战。像网络攻击、网络窃密。不仅仅是窃取对方的军事秘密、国防机密，而且窃取对方的人事机密。比如，中共的网络窃密，竟然把美国的联邦政府的雇员、400多万雇员的个人资料都窃走了；而且很多雇员还是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所以不难看出，中共的窃密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中共的间谍活动甚至深入到去影响对方的政治、干涉对方的内政。比如说去买通议员、买通当地的智库，然后通过智库和议员来翻覆当地的政治，使所在国的政治有利于中共。甚至于去颠覆当地的民主，像在马尔代夫所作的那样。把一个已经民主化的马尔代夫推向一党独裁的方向，倒退。也就是说，中共对外输出“独裁与腐败”的中国模式。总而言之，中共的间谍战术，一方面有雄厚的金钱做后盾，另外就是展开人海战术，再一个就是不计底线，实行超限战。中共的这一套，可以说震惊了世界。这个世界，尤其文明世界，必须研究新的方法来应对中共这种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毫无底线的超限战式、人海战术的间谍战。

法广：金钱与间谍战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民主运动？

陈破空： 中国的民主运动从诞生的那天开始，不管是在海外诞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是在国内，就伴随着中共的间谍活动。他们一方面派人打入民运内部，另一方面用金钱去收买一部分动摇的民运人士，再一个就是中共派遣或利用那些面目不清的人制造民运的分化、分裂，而在背后，中共的金钱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当今，越是中共暴富起来，手中金钱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就越是用金钱来分化和削弱民主运动。同时，中共也用他们那套腐败文化来诱惑或者腐化民主运动中的一部分。

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民主运动面临着多重艰险。不仅面临国内中共统治的高压和残暴所带来的艰难和风险，而且面临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运动支持的减弱。再有，就是中共的金钱战和间谍战对国内外中国民主运动的削弱、打击和分化。这是中国民主运动的艰难时刻。然而，中华民族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十三亿人，所以，江山代有人才出。虽然中共通过金钱和间谍战去包围了一些很明确的民主阵营、民运团体，但在中国，人权觉醒和投身民主运动的人士年年年都有、代代涌现。中共的封杀是拆了东墙补西墙，顾了左顾不了右。不可能完全根绝。只不过，金钱和间谍确实是中共手中非常有用的工具，对民主运动造成妨碍。这就是说，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民主化要在更长的黑暗中摸索前行。

法广：在金钱和间谍之外，你为何提到成龙现象？作为一名知名艺人，成龙如何形成了一种“现象”，他有着怎样的特殊代表性？

陈破空：成龙是一个香港演员、艺人、武打明星，在国内外有知名度。众多的香港、台湾明星中，多数人都具有普世价值的常识和信念。一般而言，他们不会与专制政权为伍，或者，不会明确地为专制政府效劳。但是，有少数艺人，像成龙这样的艺人，却成为例外。这种人，一方面出于骨子里的民族主义狂热或偏见，以为中国大和强就好，而不顾人民的福祉、人民的权利；另一方面，就是金钱的诱惑，比如说他在中国大陆有广大的演艺市场，中国政府可以为他提供舞台、给他好处，把他当作统战工具，对港台或海外华人发动统战。成龙就是这么一个代表人物。香港的成龙、台湾的黄安等等，都是代表人物。

这些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知名度，他们起的反作用和副作用就尤其地有害和巨大。成龙经常讲：中国人需要管起来。但是问题是他连他自己的儿子都管不好，自己的儿子吸毒。他还说，中国有多么强、多么好、多么辉煌。就连他自己的家族都充满各种各样的丑闻，什么二奶、私生子一类的不堪丑闻。他在公开场合下冠冕堂皇，背地里却干着见不得人的事，这跟中共官场的表现非常一致，我想这种一致性使他们能够臭味相投。今年三月，我们看到，成龙作为政协委员，为了配合中共转移视线，不是去议论国家大事、大政，当中国外交部长提到“精日现象”的时候，他们就配合提出所谓的议案，要怎么去立刑法来惩办。故意小题大做、抓小放大，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是去参政、议政，管理国家大政、方针，不是却讨论宪法、推进中国民主化，而是助纣为虐地转移视线，用小事代替大事，从中跑龙套，做表演。所以说，成龙这样的人起了非常坏的作用。因为他的知名度，这种坏作用有他的代表性，迷惑了很多人。因为中共封锁信息，中国人对他的本质无从认识，其实他在香港和台湾的名声很糟。其他如日本这些国家对成龙的底细也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是武打明星，还以为是一个深受民众喜爱的人物。当日本读者得知，成龙原来是一个为独裁政权吹喇叭、抬轿子的小人，都非常地吃惊和震惊。成龙现象，反映了部分港台艺人或中国艺人的堕落，没有风骨、没有脊梁，助纣为虐、祸害人民，尤其值得国际社会的警觉。　

法广：你在书中提出“中国模式”的末路狂奔，请具体谈谈你的看法。

陈破空：刚才有个话题可以延续一下，那就是“专制与腐败的恶性循环”。由于一党专制，它必然带来腐败。因为权力带来腐败，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政治上没有改革，中国五千年都这样，由于专制政治没有变化，必然导致官场腐败深重。本来这个官场腐败是要通过民主化和法治去纠正，建立起一个民主国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权力制衡，才能够有效地遏制腐败，在极大的程度上根绝腐败。在民主国家，政府基本上不会把精力用在反腐，反腐是法院的事情、司法体系的事情。政府主要精力是用来施政，但是中国政府却以反腐为名，把政府的主要职能用来反腐，实际上就是权力斗争。但他们一直拒绝公布官员财产，也就是拒绝把腐败的真相告诉大众，也就是说，中共承认自己是一个利益集团，要遮掩这个利益集团；拒绝公布官员财产，等于中共承认自己是腐败集团。在这样的情况下，靠权力斗争搞选择性反腐，在里边进行一派打压另一派的表演，对老百姓而言，可以说是于事无补，而且有害无益。打造清廉中国，最需要民主化。

如果说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的整个时代，留下了巨大的官场腐败，那么到习近平上来，本来是应该用民主化、宪政和依法治国来解决，但是习近平却走上了相反的道路。走上了人治、个人独裁、朱元璋式的那种用人治手段惩罚贪官的道路。也就是走上了选择性反腐、权力斗争。中国官场腐败只会更深重，不可能从根子上得到解决。因为权力没有受到监督，没有受到制衡。老百姓无权对官场进行监督。比如：选举官员、罢免官员，或者是揭发官员，没有这样的机制，所有的反腐都在中共的内部进行。就像一个病人，自己给自己治病。或者一个人自己打自己的大腿一样，永远打不疼。因此，专制与腐败在中国成了恶性循环：越专制越腐败，越腐败越专制，根本看不到出路。所以我说今天的中国模式，对内镇压也好，对外扩张也好，专制也好，腐败也好，选择性反腐也好，加在一起，就是中共所谓的“中国模式”也好，“中国道路”也好，都是没有前途的。这是一条末路。习近平试图用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个人独裁来维系这个他感觉要分崩离析的国家，或者分崩离析的党，他这种做法完全是缘木求鱼、愚不可及。在五千年的历史上，中国的统治者从来没有成功过，最后都失败了。

在世界范围内也可以看到，一党专政没有成功的希望。几乎所有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的独裁者最后都没有好下场。不管是前苏联的、前东欧的、还是中亚、中东和北非那些独裁者，包括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利比亚的卡扎菲、埃及的穆巴拉克等等，最后结局都非常惨。习近平走的这条道路，就是：一党专政、中央集权、个人独裁、大权独揽，偶尔动用选择性反腐、却始终拒绝公布官员财产，拒绝实行制度改革，这就是一条末路。习近平就是在末路上狂奔，不管他是执政两届也好，长期执政也好，终身执政也好，其结局和下场都是注定的。那将是失败，就是非常惨的失败。因为全部人类历史，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已经足够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