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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电影《我不是药神》:笑泪打动人心引发社会反思

作者 肖曼

中国喜剧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几天后好评如潮票房大涨,并直击中国大陆抗癌药价格过高等社会痛点,引发中国舆论的反思。

影片是以天价瑞士抗癌药“格列卫”为切入点,从“药”而展开的小人物成长故事,讲述了一群底层中国人自救与自赎。电影主角的原型来自一名叫陆勇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34岁那年,陆勇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60万元人民币。由于不堪经济重负,陆勇找到了去印度买仿制药的途径。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治癌药“格列卫”在中国售价23,500元一盒,而印度的仿制药仅200元一盒。2014年,陆勇因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印度仿制瑞士抗癌药“格列卫”,而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493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2015年1月,被关押135天后,陆勇被无罪释放。 这一事件成为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故事原型。

在读了电影剧本后,陆勇对电影人物程勇的形象并不满意。因为剧本中的程勇是一个想要赚钱的保健品店主和药贩子,他在一群癌症患者的恳求下良心发现才去帮助其他患者,成了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的总代理商,由此卷入生活和法律的漩涡,最终被判5年有期徒刑。

而在陆勇自己的真实经历中,他是把这些药推荐给其他病友,并帮忙代购,结果却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在癌症患者眼中,陆勇是如普罗米修斯一样盗火的英雄。

虽然电影中的程勇并不是真实故事里的陆勇,但电影中有缺点的程勇仍然感动了观众。扮演程勇的著名演员徐铮在电影中的演出也被认为是“教科书级别的表演”。有观众留下评论说:“很久没有看到那么好的国产剧情电影了”。“这是关于人性,关于人心,关于选择,关于生存的电影,体现平凡生活中的不凡之举”。

《我不是药神》被赞是中国电影的新希望,因为它切中了许多中国人的要害  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内心的隐忧与伤痛。高昂的药费随时有可能拖垮一个殷实家庭。电影中,一位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老妇人对警察痛苦又无奈地哀求说:“领导,我求求你,别再查假药了行么。这药假不假,我们这些吃的人还不知道么?我吃了三年正版药,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可你们非说这是假药。不吃药,我们就只能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

该影片在鞭挞中国社会现实的同时也多多少少影射了中国现实政治的大环境。在电影中,由李乃文饰演的瑞士医药代表被认为影射的是瑞士诺华公司,该人被对号入座一位中共高干子弟。有网友注意到,2004年至2010年担任诺华中国区总裁的李振福,正巧与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次子同名。

有评论指:《我不是药神》电影的矛头没有指向中国医疗社保制度本身,也没有指向医药公司,而是取巧地指向了人心。医药公司代表有他们的立场,警察站在自己的执法立场上也没有错,印度仿制药治病救人,但也的确不符合中国法规。没有谁是绝对的好,也没有人是绝对的恶。电影本身并未就“保护制度还是保护人民“,提供所谓的正确答案。这是为了规避风险得以上映,也不能说不是中国的现实。

尽管如此,电影《我不是药神》在印度仿制药的背后,让中国的多重问题被揭露, 突破一般喜剧的尺度,涉及到与底层民众生老病死有关的敏感题材,传递透露出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对人心的治愈力量。影片现实主义的笔触,对人性之光和社会进步的展现,让不少观众感受到生命的坚韧和温暖的正能量。

作为一部兼顾娱乐效果和社会意义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对抗癌药价高昂和现有社保体系下一些人癌症病所形成的家庭社会灾难的体现,自然导致和促进中国社会舆论的深思。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已经发表声明称,随着抗癌药新规逐步落地,各有关部门正积极落实抗癌药降税的后续措施,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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