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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王超华:五四百年纪念与八九学运新五四宣言之夭折

作者 瑞迪

百年前的五四运动被看作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起点,其意义远超出了其发起者当年所追寻的目标。1949年以后,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教育的一个图腾,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八幅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图案的主题之一,就是五四运动。然而,五四运动也逐渐脱离了历史、成为只有政府才有诠释权的空洞符号。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和平集会50多天的青年学生,有感于前辈的历史担当,也曾在5月4日那一天集会纪念,推出“新五四宣言”,希望继续五四运动尚未完成的使命,但他们的努力最终在血泊中夭折。目前流亡美国的独立学者王超华当年参加了这份“新五四宣言”的起草。她当时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也是八九民运中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高自联)常委会成员。六四屠杀发生后,她被列入当局首批通缉的21人名单。

从五四运动到八九学运:中国需要现代化

法广: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八九六四30周年。您在30年前的八九运动中曾经是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会成员。八九运动中,学生曾在5月4日这一天,组织“五四”70周年纪念活动,您参加了“新五四宣言”的起草工作。是否可以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至少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说,当年的青年学生和学者眼中,“五四”运动意味着什么?他们的想法和官方想传达的“五四”精神在内涵上有什么不同?

王超华:80年代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文化革命结束之后,面临一个彻底改变经济结构和社会架构的任务。所以,实际上,不管是共产党高层,还是社会各阶层,对于如何改、改成什么样?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看法。在80年代前期,78年、79年改革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方向:一定要结束文革时期的状态,一定要开放、要改革。但是,五、六年过去,尤其是城市改革开始、农村改革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当时的社会酝酿着很大情绪,认为改革朝那个方向走,需要让全社会加入进来,共同讨论,必须要取得全社会的共同认可,才可以确定方向。不能共产党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社会上当时有很强反响,认为不能继续仍然由一党说了算。

我参与起草“新五四宣言”时,觉得这种意愿在其中表达得很强烈。就是说,我们和“五四”时候的青年一样,认为中国需要现代化。现代化的意识在当时非常强烈。但我们面对的状况,包括官倒、包括自上而下地指定做事情,等等,这些都是封建残余。我们要民主,我们要科学,我们要保护人权,我们要保证每个人的政治权力,要和政府平等对话……宣言里也写进了近期的一小步、一小步的政治目标。几个同学都是文科系的硕士生,大概两、三个人,我们一起起草这个宣言。我记得当时我自己最强烈的想法是:要有一种要开辟新方向的气象。就好像马丁•路德、金当年在华盛顿大游行时演讲所说:“我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实际上是指向一种新价值的方向。

最后起草并不是我本人。两位最后起草者把“五四”与八九年的学生运动联系起来:我们要民主、科学。但宣言特别强调要把科学落实在理性上,也就是通过民主和理性,来寻找中国未来的方向……

法广:当时你们提出把科学落实在理性上,具体指什么呢?

王超华: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诉求是要和政府平等对话,要讨论新闻自由、教育问题等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在宣言中被反复提到。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要通过民主和理性,来证明我们每个人都有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这一点是和“五四”联系在一起的。“五四”学生提出“外惩强权,内惩国贼”,实际上也是要把国家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肩上。“外惩强权,内惩国贼”在1919年的时候,是非常具体的任务。到了1989年的时候,承担起民族责任应当落实在哪里?就是:我们要求一步一步地前进,我们要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点很重要的,我们还要求推动教育,尤其要克服官僚腐败。

1989:知识分子面对学生运动的迟疑

法广:很多人将百年前的“五四”与三十年前的八九民运相比较。您作为八九学运的参与者,您怎么看这种比较?

王超华:我后来流亡到美国以后,加入研究院学习,研究主题就是“五四”这一时期。我觉得的,与八九民运相比,最大的一个不同是:1919年的学生在5月4日开始抗议之前,有两、三年的知识分子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启蒙,尤其是在北京大学这个高等教育内部。“五四”发生前几个月,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带领学生,去天安门广场举行提灯晚会,庆祝一战结束,并将此归纳成“公理战胜强权”。好像是公理应该在世界上都得到承认。但没有想到转过年来的凡尔赛会议,就要把德国在中国的利益转让给日本。

对我来说,这期间,知识分子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非常凸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当时都是北大的教员,而且,他们在北大推动了很多改革,建立了教授会,由教授来决定学校的教学方针,开办了很多的学生活动。

可是,在1989年的时候,包括在我们这篇“新五四宣言”的文字里,提到这次学生运动非常有理性时的一个证据,就是有很多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但实际上,整个80年代,知识分子都很活跃,包括像包遵信、戴晴等人,他们都到大学去给学生演讲。刘宾雁、方励之等人即使是在1987年被开除党籍,但仍然受到很多地方学生欢迎,也去演讲。刘晓波也在此时崭露头角。可是,在1989年,学生运动开始以后,知识分子比较多的共识是:不要掺合到学生运动中,以免被共产党指责学生运动背后有“黑手”;学生运动是自发的,就让学生们这样继续。直到知识分子决定自己也上街游行的时候,他们也是单独组织游行。他们在学生绝食活动开始之前,就计划在5月15日组织知识分子大游行。学生绝食活动开始后,他们只是增加了声援绝食学生的口号。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与学生的抗议要求对话拖延了大概一个月都没有能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和五四运动的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法广:您怎么解释这种差别呢?其实,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开始之前,有一个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在八九六四发生之前,中国在走出文革的最初十年,也有过一段思想界非常活跃的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思想启蒙阶段。为什么1989年的时候,知识界会对学生运动保持一定距离呢?

王超华: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治权力的强度。1919年的民国政府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之后(1916年),面对新文化运动兴起,其间又经历了张勋复辟。所以,那个时候的北洋政府非常虚弱,政治上没有控制力,也没有感召力。而知识分子掀起新文化运动,不仅在全国赢得道德感召力,也有思想感召力,也包含政治感召力。五四学生发起抗议的时候,又有民族危亡、被外国强权侵犯主权这样的背景。学生运动受到镇压,很多学生被抓,被关在当时北大红楼的法学院,很快得到了南方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上海。接着就是罢工、罢市。所以,知识分子当时在全国具有的各个方面的感召力都大大强于政治统治者所具有的领导力。

80年代的情况则不同。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很混乱,(内部)有过很多争论。像胡乔木、邓力群等那些抱着教条思想的人非常不受欢迎。胡耀邦在1987年1月被迫辞职下台之后,10月份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邓力群居然在中共中央常委会选举中落选:因为那个时候,党内也在推动民主。就是说当时党的言说并没有整合好,没有办法说服那些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有文化、思想的感召力,没有政治的感召力。党的政治统治从来没有真正削弱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而且,知识分子对文化革命有很强烈的记忆,会想到如果向某个方向走,会受到什么样的迫害……有很多不自觉地权衡:学生运动会不会被镇压?那样做会不会受到迫害?……他们有一种深入骨髓的自我审查。这是与五四运动时期非常不同的情况。

1989:没有工厂主动罢工

另外一个相关的比较是,刚才我们说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北京学生的游行很快就蔓延到上海,有工人罢工,商人罢市。1989年的时候,也有很多工人上街游行,声援学生。但是,从记录来看,有一百多个工会曾向北京总工会请示,希望上街游行。但工会系统一直在中共控制之下。没有独立工会,这本身就为中共提供了一个控制工人的工具。当时的通知就是:工会干部要做好工作,如果工人群众一定要上街,就要跟出去,不要做出违法的事情,而且要尽量劝大家回去上班……所以,一些工厂当时确实曾经停工,因为大家都去游行了,但这是一种被动停工,而不是主动罢工。中共是靠工运起家的,所以对这样的事情控制得特别严。就好像文革留给知识分子的心理创伤和记忆一样,中国工运也受到很大挫伤。

八九学运有很强自觉性:爱国不等于爱政府

法广:五四运动和八九六四应该说还有一些至少是形式上的不同。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发生了很多暴力,而八九民运50多天的集会活动,整体上非常平和……

王超华:是的。在香港雨伞运动发生之前,八九民运的学生创造了和平抗议最长时间的纪录。当时全市的人都出来支持,但没有发生商店被抢的情况,都是业主主动来给学生送面包、送水。

但是,无论是五四,还是八九天安门运动的时候,参加者自始至终一直坚持说是“爱国民主运动”。就是说,即使是在1989年,学生都有很强的自觉性,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爱国不等于必须接受政府给予的政府官员。从胡耀邦下台,到李鹏掌权,不管是学生,还是知识分子的一个特别强烈的印象是:老人政治正强加给全国人民。

年轻人的好奇心永远是习近平挥之不去的可怕忧虑

法广:整体来看,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和五四时期的学生一样,都有一种使命感。但是在八九学运遭到血腥镇压之后,五四运动对青年学生是否还有感召力呢?

王超华:我觉得是一个过程问题。习近平讲话(法广注: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不仅说“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而且强调,在今天,爱国就是爱党、爱他们这个版本的社会主义 ……我觉得,青年学生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的。在一定情况下,他们对社会有疑问、对某些情况有不满的时候,他们的想法就会在特定时期被引导到历史真相。像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学生,他们想把“五四”和“五一”结合起来。但习近平最操心的是学生。他在4月30日的讲话,居然只字不提五一劳动节,好像五一劳动节和工人抗争的历史已经可以用一个五一长假、让大家去旅游、或去消费来消除掉。但他仍然怕学生。所以要在4月30日的前两天,把北大几个呼吁“五一”和“五四”结合的学生控制起来。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的能量、探索和好奇心,永远是习近平这样的掌权者挥之不去的可怕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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