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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崇国:从对“六四”中外历史记忆的不同看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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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学运不仅仅是一个整体性的学生运动,也充满了鲜明个性和人情味。持续一个多月世界媒体的镜头聚焦,让外界对中国人、对中国年轻人的认识从模糊陌生到真正了解喜欢,也因此,六四屠杀对他们造成的巨大的情感冲击和震撼多年不忘。曾参与89运动、被迫流亡国外的哲学学者蔡崇国接受本台采访表示,了解89学生运动对世界舆论的影响、了解中、外对“六四”集体感受和记忆上的差别,对于理解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非常重要。 

香港维园的六四烛光纪念
香港维园的六四烛光纪念 Reuters / Bobby Y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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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您在近期对法国《解放报》的一个长篇专访中,讲述了对89六四的回忆,其中一个重要的日子,5月19日,时任总理李鹏宣布戒严,成为此后六四军队屠杀的前奏,整整30年过去了,您对当年的那个春天里的记忆是什么样的?

蔡崇国:我的记忆比较特别, 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很多记者采访,我就在犹豫, 说实话我接受采访的欲望越来越弱,因为我不想重复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重复自己多年重复的事情。

实际上30周年的时候,我想的比较多的恰恰是就是当年的五月,当然大家谈得比较多的六月三号晚上的镇压开始,当然是很惨烈,但是五月其实是有很多很动人的东西,特别是89年的那场学生运动,从4月15号开始,从北京、上海、武汉、西安几乎是同时(发起),然后到六月四号,一个多月(的时间)实际上是在世界媒体的镜头:电视镜头和照相机镜头下发生的。因为那时候中国还比较开放,又是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前夕,这样就聚集了上百个记者、几十个国际媒体,还有港澳台的媒体。所以实际上很少有一个事件是从头到尾、从温和开始到惨烈结束都是在世界媒体的镜头上发生的。因此几乎我的记忆当中极少有一个这么重要的事件,留下了如此之多的镜头、视频…,在当时,这一点其实是使世界震撼的关键。

RFI:您在这次采访中曾说,这是第一次让西方看到中国人也能示威,也能批评当政者,事件30年之后,您对于中国的目前怎么看?

蔡崇国:对,要了解89三十年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就是要了解89年当时的整个过程,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说,当时为什么对世界舆论、世界千万、亿万观众有如此的震撼,而且震撼的时间非常长,以至于它在今天也非常重要? 那是因为,一个是这个事件是在世界媒体的镜头下发生的整个一个过程,事件之后几年,世界就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手机的时代,那么多的视听和照片储存在网络里,永恒地、不断地流传。以至于即使在中国,你如果想要了解这个事件,也很容易能够找到当时的照片、视频和文字的记录,这是后来。在当时,对事件的细节、人物的描述,在世界的媒体的镜头下都是非常具体的,而且持续了一个多月。欧盟的非常多的电视台、电台、报纸,几乎每天,经常是在头版来来发表这个事件的照片和事件进展的细节。

国际媒体镜头持续一个月的聚焦下,外界首次改变对中国人传统刻板印象,充满个性、人情味的鲜明个体令外界惊讶、亲切、喜欢

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经过这些视频、照片和文字的描述,一个多月的大学生运动就出现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中国人就不再是一个整体的模糊的形象,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有个性的。 为什么当时吾尔开希、王丹、柴玲…还有很多我叫不上名字的大学生,他们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对许多欧盟人来讲,那个陌生的中国人,被认为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国人就是小眼睛、很保守、很小心、很羞涩、你从来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哎 突然,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和他们印象当中的、过去书籍中所了解的完全不一样了,也和他们本身国家的民主运动正好有一个对比。

所以他们开始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什么是中国的年轻人,开始记住了一个个的个体,所以这个学生运动,不仅仅是一个整体的学生运动,它是充满了个性的、充满了人情味的。所以对很多欧美人、包括港澳的人,为什么会在事后如此悲伤,多年不忘,为什么三十年在香港的维园总是有十万多人参加(六四)纪念?总是很动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过去非常陌生的学生、中国大陆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个个清晰起来,这些学生是一个个的个体,在媒体上,他们有时候笨拙的、但是很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非常清晰,他们那种羞涩、那种个性都栩栩如生。所以这让欧美人、港澳人感到非常惊讶,感到非常亲切,而且那个时候的年轻人穿着又朴素,那些小伙子、女孩子是第一次在外国媒体上讲话,他们还有些羞涩,因此他们特别可爱。所以说,很多的欧美人就喜欢上他们了。

六四镇压对欧美港澳民众带来的情感冲击特别惨重、多年不忘

在一个多月的媒体下的学生运动使欧美、港澳、包括台湾的很多人,由陌生变成了喜欢上了这一些鲜明个性的年轻人,他们有了感情,正在这个时候,镇压出现了,屠杀,他们由陌生变成喜欢上的人突然在他们眼前倒下了,这个情感震撼是今天很少人说的。很多人他们哭啊,哭几年,我就记得 2001年我在意大利碰到一个意大利记者,他一讲到89年就说在罗马,当时是第一次梵蒂冈的上百名教士神父在历史上第一次上街游行,流着眼泪。意大利共产党300多位年轻的共产党人 在中国大使馆门前绝食、绝水10天,他说到这里眼泪就哗哗地掉下来,那是经过89六四运动十多年以后了。

更多的香港人也是这样,所以他们(青年学生)受到了世界范围的尊敬和热爱,正是在这一尊敬和热爱最浓的时候,镇压发生了,所以就特别心痛,因此这种带着情感激荡的记忆就特别深刻,况且这个运动当中有非常多的曲折,比如四月27号的数十万大学生的游行和上百万市民的支持,这在当时的欧美台湾、香港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对他们的震撼非常大,因此他们也抱了希望。那时候的政府和警察相对地温和,在4.27游行以后,有一段和平的时期,双方都准备在对话,又使国际舆论抱有了希望,最后是戒严的宣布,戒严的宣布那更是在全世界激动人心,因为上百上千辆的军车和坦克开上北京、一、二十万士兵,然后上百万的市民把他们堵住了,这个是世界人类历史上也极其罕见的。

当时的士兵当然也没有开枪,5月20号到23、24号,这些大学生、市民围住了军人和军车,给他们送吃的,跟他们交谈,电视镜头把这些传遍了世界,大家就又有了希望,就是说,在整个一个月的过程,除了刚才讲的,它使得(学生运动)有了个性,使得大家认识到了今天的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同时又有了那种危险、胜利、希望、兴奋等情感的冲击,而这一切在六月三号那天“砰”的一下给打碎了,所以就特别地惨痛。

中外对六四集体感受和记忆的差别,形成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一种深刻障碍

这一点对了解中国的今天是非常重要,是因为世界的舆论,现在虽然很少谈到当时,很多在当时被感动的人也很少谈到他们当时的、甚至忘记了当时情感波动,但是这些事情都在他们的心底,每一次中国发生了如律师被抓、劳工积极分子被抓,他们都会想到当年,而且他们还经常会看到一个人挡坦克的照片,他们会周期地想到那一刻,因为那一刻让他们真正了解了、完全和他们想象不同的、和今天更是不一样的中国和中国人。那时的中国人和今天中国人那种胆怯、大家都说一样的…,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那时候的中国人其实是他们希望的、想象中未来的中国人,是一种过去的未来,非常神奇,他们忘不了。

而在中国国内的大多数人,这一切他都不了解,不了解为什么很多西方的记者、舆论、甚至一般的居民批评中国,讲中国的人权状况;律师、劳工活动分子被捕,他们不知道;89年过去,对世界舆论的冲击、情感的冲击,他们也不知道。所以就形成一个和今天的世界一种很深刻的、虽然不是很容易看到的一种情感的障碍和情感的围墙。

它的表现是很具体的,比如好多中国的外交官、包括中国的一些记者、甚至留学生,他们在和欧美的人聚会的时候,会经常觉得疏远感,亲切不起来,很难交朋友。一谈起来,有些人有意无意就会谈到他们在89年的记忆,这让中国的外交官、留学生感到不解,他们很生气,他们会反驳,他们觉得这是对中国政府的攻击。所以说,这种记忆,这种情感的冲突在今天变成一个中外交流的障碍。

中美贸易战不只是贸易战,也是价值观的冲突、是不同历史记忆的冲突

这一切因为89年的集体记忆和他们情感的冲击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中国一些官方人物融入世界、和世界交流的一个隐形的但是非常重要的障碍,这种障碍,当我们不了解它的时候,它就会很容易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对中国人、对今天中国的一个排斥、对今天中国强大的嫉妒,虽然这种排挤和嫉妒是有的,但是因为30年之后、以及30年以来,中国的一些律师记者被抓、中国的网络封锁、在中国采访中很多外国记者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限制….,这些都是他们感到反感,至少是不舒适,而这一切又都和89年联系起来,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持续三十年的一个情感冲突,有一个落差。

理解这种落差,我觉得是在今天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美贸易战,它其实不只是一个贸易战,它也是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也是不同的历史记忆的冲突。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美国白宫智囊团的人、一些议员都会不时地讲到89年,比如美国民主党众议院主席佩洛西,她就是在89年是最受震动的,所以她重要地影响到了今天各个重要政治人物对中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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