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缺乏四个自信的中共领导人，无法面对六四

八九天安门学运今年送走了第29个年头。29年来， 为六四正名的呼声始终没有停止过。但是至今，此一期盼却年年落空。中国政府面对六四事件的表现难免受到质疑。今年六四之际，旅居美国的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对官方的立场做出了独到的解读。他认为，中国主席习近平之所以不敢碰触六四的话题，是因为缺乏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我们请陈破空先生具体介绍一下他的观点。

法广：依照你的看法，北京政府由于缺乏四个自信，所以不敢碰触六四的话题。你认为缺乏的首先是“道路自信”。请就此谈谈你的看法。

陈破空： 习近平当政提出一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意思就是他走的道路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大家都清楚 ，就是毛泽东+邓小平，就是毛泽东那一套+邓小平那一套，就是毛泽东的一党专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就是一党专政+权贵经济。习近平也在讲他的新思想、新时代，其实如果没有自己的新思想和新的思路的话，谈不上新时代。也就是说他的东西本质上还是旧的。如果本质上是旧的，在道路上，就可以想象：一个人不能往前，他就只能有两种选择，一是停滞不前，或者是倒退。守旧或者倒退。既然是守旧和倒退，我想在六四的问题上，习近平也找不出解决的方略。因为他目前的道路上，看不到可以解决这种历史疑案的任何的动机或者标志。所以我说他是缺乏道路自信。由于没有道路自信，所以他在六四问题上困扰不前。

法广：关于“理论自信”的问题，你如何评价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思想？

陈破空：我原来说过：不管毛泽东有多少对错，他至少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毛泽东以前写的《矛盾论》、《实践论》，很多都是出自他自己的手笔。至于邓小平，我们虽不能说邓小平有一套理论，但是他有自己的一套说法。比如：“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或者“摸着石头过河”，或者“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确实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自己的一套说法。或者也可以叫做实用主义哲学。

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以后，我们看到习近平并没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自己的说法。事实上，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都没有。他们的理论就出自一个人，叫做王沪宁。王沪宁被称作三代帝师，其实我说他是三姓家奴。就是根据领导人的需要，提供一种理论。为江泽民提供了“三个代表”，为胡锦涛提供了“科学发展观”，然后为习近平提供了一个非常空洞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实这三套理论自相矛盾。向江泽民时代讲的“三个代表”，也就是资本家入党，入党的资本家，所以共产党代表一切，全民代表，也代表了资本家。到了习近平时代，王沪宁他们又在鼓吹要消灭私有制，要回到共产党宣言，回到马克思。所以“三个代表”、三套理论，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前后矛盾，互相否定。因此无可避免地让习近平陷入了一种理论混乱。就在今年纪念马克思两百周年诞辰之际，王沪宁宣称，说习近平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但他这种马克思主义也是有选择性的。选择了马克思早期主张中的暴力主张，而排除了自由主张。这是一套选择性的、急功近利的“马克思主义”。这套马克思主义跟现实对照、跟历史对照、跟未来对照，可以说跟历史抵触。以现实矛盾跟未来是背道而驰。其内在的矛盾和荒谬是如此之多，逻辑混乱比比皆是，完全无法自圆其说。这种结果导致的必然就是习近平在理论上没有自信，缺乏理论自信。像阐述六四这样的重大问题，八九民主运动和六四大屠杀这样的重大问题，习近平他们现有的理论根本就缺乏、无法去解释这样的现象，也无法做出正确的结论。

法广：你提出的第三个不自信涉及“制度自信”问题。请谈谈，中国现行制度与毛、邓时期相比，有那些变化？

陈破空：提到制度，毛泽东时代搞共产主义革命，建立了一套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一党专政的制度。它有它的国际大背景。当时红色苏联建立，还有扩张。红色的共产主义革命波及到东欧、亚洲和拉美的一些国家。当时有时代大背景，有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上个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都在左倾。毛泽东那一套有时代背景。尽管现在看来已经过时。到了邓小平的时候，邓小平实际上是走了一条中间道路。介于以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国家、民主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原教旨共产主义国家僵化的计划经济中间，他走了一条道路叫做“改革开放”，权倾叫“中间道路”吧。就是半信半疑的市场经济+半信半疑的社会主义。当时他走这条路的时候，也有他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但是到了今天习近平时代，可以说这两种东西都过时了。

随着民主化浪潮在世界上 兴起，毛泽东式的一党专制、一党独裁，可以说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的解放，邓小平那种中间道路也难以为继。今天习近平坚持在毛和邓之间、半毛半邓之间，根本就找不到出路。就像八九年六四事件，它本身就是邓小平改革不彻底的结果。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搞活、政治搞死，导致的必然结果就出现在八九年。一方面是民间的、民主运动的呼声、民主化的呼声，一方面是中共对一党专政的维持。这样的剧烈冲突，就产生了六四大屠杀。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巨大的悲剧，也可以刊出邓小平时代的局限。当时的制度局限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而结束这种悲剧，要让民众往前走，是要跨越毛泽东、邓小平这个时代、这个制度。但是现在看起来习近平并没哟跨越这个制度的勇气或者能力。所以没有这样的跨越，我想他也是越不过六四这个坎子。

法广：最后一个是“文化自信”。你如何定义“文化自信”？中国政府认同的是怎样一种文化？

陈破空：我刚才谈到的结论是：习近平缺乏制度自信。同样习近平也缺乏文化自信。因为今天我们要看中国的现状、中国的现实，在一党专政到改革开放，到中国人走出国门，我们看到国内外的华人、国内外的中国人，即便是看中国本身、生活在本土的中国人， 他们的客观促进、文化促进，是建于传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之间这么一个文化促进 。但是中共却宣称抵制西方文化、不认同西方文化。其实他们抵制的是西方文化中的主流价值，那就是民主、自由、人权、法制这种普世价值。但是中共却选择性地认同另类西方文化，就是他们念兹在兹的马克思主义。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选择性的马克思主义。选择马克思主义中的暴政的部分，排斥他自由的成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只不过是百家学说之一，就是一家之言，而且现在看来是一个边缘学说，是个过时的学说。但是中共却视为至宝，使它陷入了一种文化冲突。谈到传统文化，中共是否要重新拾起他们原来曾经砸烂、并且踩在脚下的孔夫子？但是他们本身实行的暴政、本质上的暴政跟孔子所主张的仁政背道而驰。现在中共在全世界都设孔子学院，外界已经发现，开始抵制孔子学院。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孔子学院出口和兜售的并不是当年孔子所创立的儒家东方传统文化，而是共产党这种腐败+独裁、独裁+腐败的这种党文化。所以它在世界上受到抵触。而且有些孔子学院甚至充当一种情报和间谍功能、充当一种干扰西方学术自由、干涉他国内政的这么一个负面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上，中共已经陷入了混乱。它自己都说不清是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因为在传统上，它已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大面积地破坏，包括中国人的道德水准。西方来说，它是选择了两百年前一个偏执的这么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说，归根到底，王沪宁给习近平提供的这一套，让习近平事实上没有文化自信。当他们没哟自信的时候，他们却在宣称他们有自信，宣称他们有“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的自信。有点像我说的，打个比方：胆小鬼走夜路，自己吹口哨来自我壮胆，事实上没有自信。越说有这个自信，就越没有自信。正因为没有这些自信，习近平完全徘徊在旧的思维和旧的道路上，无法向前迈一步。所以像六四这样的大关口，也涉及整个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处在东西文化冲突中，或者东西文化共荣中，这么一个现实的处境。但是中共忽略了这么一个客观的事实。因此他也无法面对六四事件。

法广：最后请谈谈，你如何预测为“六四正名”的前景？

陈破空：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党，有9千万之众。按道理来说，像这样一个大党完全有条件去反思历史、去重申旧案。而习近平现在宣称大权在握，他的权力超越了江泽民和胡锦涛，与毛泽东和邓小平要去并肩。大权在握的领导人完全可以做出一个扭转历史的重要决断。就像当年台湾的蒋金国那样。他要是开放党禁，是可以做得到的。习近平具备这个条件去重申历史、重新反思六四。但是我认为他是困于四个不自信，没有找到道路、文化和制度、理论方面的新意。试想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政党，换了三届领导人，过了三十多年，仍然是依赖于某一个理论家，依赖于一个理论家，就是王沪宁，而王沪宁的全套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是他所理解的马列主义，他所自以为是的这种选择性的马列主义。这个国家怎么能前进？所以从邓小平之后，基本上中共最高领导人就没有思想活力，或者说就没有思想。所以我想在中国解决六四问题的前景仍然是非常地渺茫，一方面民间的力量，因为这个国大民小，政府非常强大，人民的力量被剥夺的非常地弱小，人民的权利被剥夺殆尽。要民众的力量来解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要当局来解决的话，本来是一个捷径，但是我想中国民众是无法指望。因为这个政权主要还是短视和自私，考虑他们的既得利益、考虑他们的权利等等。中国共产党以为历朝历代都这样，历朝历代的皇帝不都是考虑他们的王朝吗？考虑他们自己的权利吗？我们共产党为什么就不能呢？我们的红朝、我们的天朝为什么不能够自私呢？他们的思想戊戌就在于：这样的想法已经不合时代，尤其跟二十一世纪的人类脱节了。所以习近平他们的一己之私、一党之私毁一国之力。他们的做法跟历朝历代帝王相比，可以说是更糟，而且给中国带来的祸害远远超过历朝历代。因为跟现在的时代不符。跟二十一世纪的人类轨道不符，人民的文明相抵触。所以六四的前景，总的说来，道路漫长，但是我想人们的心愿、历史的心愿是不能阻挡的。中共阻挡十年、阻挡不了百年，阻挡三十年，阻挡不了三百年。最终制造六四屠杀的人和掩盖六四屠杀的人都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我想这也是习近平他们应该有所深思、有所选择的。究竟是做历史的罪人，还是做历史的功臣？他们应该去反复的权衡和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