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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思想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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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第十三: 阳光与闪电——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比较(上集)

作者 特约专栏作者:赵越胜

[提要] 法国是美国革命的支持者,法国革命紧随美国革命之后,被人称之为姐妹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有共同的思想来源,那就是启蒙思想。但是,美国革命在取得独立之后,十三个州的代表聚集费城,平等讨论,互相妥协,拟定了美国宪法,为一个伟大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石。而法国却历经无数动荡,很长时间走不上民主自由的坦途。其中原因,颇堪玩味。

问: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关系是一个大题目。今天你能给听友们讲讲这个问题,一定很有意思。

答:当然。首先听友们应该知道,美国独立战争得到法国波旁王室的支持。路易十六提供大笔经费,支持美国大陆军的作战。法国还派出军队直接帮美国人打。独立战争中最重要的约克郡战役,英国指挥官康华力伯爵投降,签署受降书的是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和法国陆军中将罗尚博伯爵和法国海军中奖将格拉塞伯爵,而且大名鼎鼎的拉法耶特将军就是华盛顿身边最重要的参谋。他和华盛顿结成了极深厚的友谊。后来他有个儿子就取名乔治·华盛顿·拉法耶特。当然,法国波旁王室帮助美国,并不是为了支持什么美国革命,他们是为了削弱英国的霸权地位,以便为法国夺取北美殖民地。但无论如何,美法两国的关系确实极为特殊,在美国很多州都有以拉法耶特命名的城镇、街道、广场。人们习惯于把随后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与美国革命称为“姐妹革命”,但是这两场革命,从起因到成果,又是如此不同,当时美国驻法大使莫里斯在给友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法国人“已经用天才取代理智作为他们的向导,以实验取代经验,因为他们喜欢闪电而不喜欢阳光,所以只能在黑暗中徘徊”。这话说得很形象,阳光普照万物,一切都沐浴在光明之中。闪电却是一刹那照亮天地,随后又是黑暗。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书的第三部分,总结出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在大革命爆发之前,法国社会在思想上已准备好了点燃法国社会这堆干柴的火柴,这火柴就是法国启蒙思想。法国的那些文人学者、启蒙哲人,已经从理论上为大革命准备好了思想资源。托克维尔指出,“他们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初权利和政府的原初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俗的合法性,谈论到法律的诸原则本身。这样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们那个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严格考察其结构,批判其总体设计”。但是可惜,这些文人并不曾参于实际的社会管理,权力运作。他们对现实层面的操作毫无经验。他们高超的智力能给社会概括抽象出最简单的基本原理,但这些原理如何化为具体的治理行为,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所以就会出现一种情况,一部分人在管理社会,但他们对何为善好社会,对那些理念性的原则一无所知,另一部分人却在沙龙中仔细讨论,精细地构筑宏伟的理论殿堂。

问: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理论与实践脱节吧?

答:从现象上可以这么说,但它反映出两种革命的区别。托克维尔讲了一件事儿,那就是在法国大革命导火索三级会议召开之前,红衣主教布里安力主国王路易十六邀请全国学者就三级会议该怎么开,进行一次智力测验。结果出各种主意的小册子,一下子涌上来,竟然多达2500多份,而这些出主意的人都是对政府部门该如何运作毫无实际经验的。托克维尔认为,法国文人之所以缺乏政治经验,恰恰因为专制制度完全排斥这些知识分子参与政治,而知识分子天生就应该是政治生活的实践者。托克维尔感叹道:“假如同英国人一样,法国人也能够不废除旧的体制,而是通过实践来逐渐改变体制的精神,他们也许就不至于心甘情愿地臆想出所有新花样。但是每个法国人,每天都在他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种旧法律,某种旧政治惯例,某些旧权力残余的妨碍,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采用的医治这种特殊疾病的药方,似乎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请听友们注意,这种全面摧毁的革命方式,直接影响到以苏俄为首的共产革命。但是,被排挤到政治之外的文人,反而有可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力优势,这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在其他种种自由的废墟里,我们还保留了一种自由,我们还能够差不多要无限制地进行哲学思辨,论述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原始权利”。结果,造成了一种法国很独特的现象,这个现象被托克维尔总结为“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

问:这倒真是法国革命前的一个独特的社会现象。

答:结果是什么呢?贵族本来应该是维持君主与民众之间的平衡的力量,但法国的绝对君主制,从路易十四开始,就把贵族应有的社会权利,社会责任一点点剥夺了。路易十四把贵族吸引到凡尔赛,让他们成为君王的陪臣,结果在夜夜笙歌,男欢女爱,追逐时髦,华服美食中,法国的贵族已不可能像英国贵族那样,成为与王权抗衡的力量。我引述十三世纪,一位英国贵族,对英王说的话,来证明这一点。他说:“如果我屈从了国王,而违背了理性的意愿,那不是维护了国王的荣誉,这样做的话,我就是开罪于国王,也违背了他应向其臣民遵循的正义”。这就是说,贵族有自己的准则,而不是完全以国王的意愿决定自己的行为。可当时在法国是什么样的呢?托克维尔是这样分析的:“十八世纪法国贵族,完全丧失了这一部分统治权,贵族的信誉随其权力的命运消失。贵族在精神领域一向占有的统治地位已成了真空。作家夺走了贵族的位置,贵族却支持作家的事业。贵族完全忘掉了,一旦普遍的理论受到承认,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因此,贵族居然把与他们的特殊权利甚至生存水火不相容的种种学说,视为巧妙的精神娱乐。他们情愿埋身其间,消磨时光。一边稳稳当当地坐享豁免权与特权,一边平心静气地论述所有根深蒂固的习俗如何荒谬”。在这种情况下,贵族阶层不仅不能成为缓和社会冲突,稳定旧制度价值的镇石,反而成为推动革命的力量。所以法国大革命越来越激进,最后进入大恐怖,玉石俱焚。而后,又一下子跳到拿破仑的专制统治。而美国革命则是另一番景象,我们下次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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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十: 以法制至上抵抗多数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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