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批评红色通缉令或沦为集权和贪腐国家打击异己帮凶

旅德土耳其裔作家阿加利因一份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在西班牙一度被逮捕的事件震惊欧洲。土耳其向国际刑警组织交付协助逮捕多达6万人红色通缉令请求，镇压遭指控未遂政变涉嫌者。据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对2011年国际刑警组织公布的”红色通报”进行的评估显示，半数红通来自被”国际透明度”定义为”极度腐败”的国家。人权组织批评国际刑警组织正沦为专制国家打压异己的帮凶。

图为中国网络关于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图片 网络照片

据博闻新闻报道，旅德土耳其裔作家阿加利（Dogan Akhanli）因一份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报」在西班牙一度被逮捕的事件，使得联合国以外的世界上规模第二大的国际组织、国际刑警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再度引起争论。

据德国之声指，德国总理默克尔谴责土耳其政府滥用国际刑警组织。人权组织批评说，国际刑警组织正在沦为专制国家打压异己的帮凶。

多甘·阿加利在伊斯坦布尔出生长大，1991年移民德国，目前只拥有德国国籍。阿加利获释后对电视一台表示：他经常写文章中对土耳其的政局和历史提出了批评，”这让当局很不开心，因此他们想让我闭嘴。”

据《南德意志报》的一篇报道指出，今年以来，土耳其当局一度曾向国际刑警提交了大约六万人的数据，要求对这些人予以国际通缉，理由是他们涉嫌参与了流亡在美国的居伦发起的未遂政变。

国际刑警组织成立於1923年，是一个各国打击刑事犯罪的合作组织，目前拥有成员国190个。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寻人和寻物通报以七种顏色标示，最高级别为红色通报（Red Notices）。在中国官方媒体中，”红色通报”也经常被称为”红色通缉令”。

红色通报并不具备通缉令的法律效力。红色通报是成员国向国际刑警组织 发出的要求逮捕并递解某人的申请。国际刑警组织将这一通报纳入其资料库，供各成员国查阅。必须强调的是，”红色通报”并不是国际逮捕令，也不具备其他意义上的法律约束力。国际刑警组织表示，各国可自行决定如何处理红色通报。也就是说，无论是国际刑警组织，还是其成员国，都无权强迫另一个成员国基于红色通报 对某人实施逮捕。德国联邦刑警局强调，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通报”并不是採取执法行动的基础”。德国联邦刑警局只会依据德国法律对国际刑警组织的通报进行个 案评估，并决定是否采取行动。

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在法国里昂。就法律角度而言，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根据法国民法登记註册的民间组织，并不拥有任何国际法层面的法律和条约基础，也未经任何一个国家议会的批准。国际刑警组织每年大 约8000万欧元的经费主要来自各成员国的会费和私人捐助。

国际刑警组织的宪章中明文规定，该组织不得介入政治迫害，各国警方应以”保障基本人权精神”为基础予以合作。但对国际刑警组织的批评从未平息过，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对2011年国际刑警组织公布的”红色通报”进行的评估显示，其中28%的红通来自被”自由之家”组织定义为”公民权利没有保障” 的国家，半数红通来自被反腐败组织”国际透明度”定义为”极度腐败”的国家。

人权组织指责国际刑警组织正在演变为专制国家打击异议的”帮 凶”。德国被压迫民族协会（Gesellschaft für bedrohte Völker）的乌尔里希·德里乌斯（Ulrich Delius）周日对柏林《每日镜报》表示，国际刑警组织遭到滥用的情况并不仅局限於土耳其。他说，中国也同样在利用国际刑警组织打压异己，今年七月底， 德国籍维吾尔民权积极分子都里坤·艾沙（Dulkun Isa）就是基于国际刑警组织的红通一度在意大利被逮捕的。

德里乌斯表示，如果国际刑警组织不想成为践踏法律者的”帮凶”，就必须尽快进行改革。”如果一名德国公民在欧盟境内都有随时被逮捕的危险，那足以说明国际刑警组织这一机构中是存在严重问题的。”

报道还说，2016 年11月，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使得相关的争议变得更为激烈。流亡美国的中国民运领袖魏京生今年四月曾专程前往国际刑警组织总部里昂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该组织被专制政权滥用的情况。由于国际刑警组织的”通告”，他本人就曾多次被作为恐怖分子扣押和搜查。魏京生对媒体表示：”过去这还只是 针对海外的持异议者，现在则是用来对付党内的反对者，从心理上压制他们。国际刑警组织选择孟宏伟做主席，其实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帮助习近平、王岐山堵截反对派的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