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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为什么会出现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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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基因编辑婴儿”话题在国内社交平台刷屏,从人民网以“厉害国”炫耀体报道此事,到官方24小时内彻底反转,涉事单位出面撇清关系的一系列动作来看,不能不令人怀疑贺博士团队的研究项目并非像官方声称那般“不知情”,有网友提出以下几种理由来支持上述质疑,第一,上亿以上研究经费,不是一个副教授能争取到的,背后必有科技部支持;第二,贺博士作为千人计划引进南科大,能长期留职停薪做”基因编辑婴儿“研究和经营活动,没上层支持不可能办到;第三,科技部有专项经费支持这类不能公开的研究项目。既然贺博士团队的研究项目是在不公开不透明状态下进行的,那么任何质疑都不为过。

宣布成功基因编辑婴儿技术的科学家贺建奎
宣布成功基因编辑婴儿技术的科学家贺建奎 网络照片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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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科学界第一时间对贺博士的研究发出强烈谴责之声,但从社交平台的讨论留言来看,可谓众说纷纭,既有人发帖说;“在科学界的果园里,所有科学家都看到了这颗低垂的果实,但一直无人敢触碰。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颗果实下面封印着地狱之门,而且目前人类还没有制定出可以应对的方法。可是今天,有人在名利的驱使下将其擅自打开,这不是科学突破,而是“世界首例道德底线的突破” !

不过也有人认为,基因改造人没有什么不好,生物界本来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甚至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应当抓紧这项研究,率先造出“新人类”,从而带来经济、科技领域的飞速发展,实现对世界各民族的全面超越。”

这种以个体毁灭成就民族超越的理念,恰恰也是中共一向大力弘扬的红色文化基因的组成部分,这就把“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讨论引向纵深。

一篇题为《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为什么会出现在中国》的网文这样写道:“最近基因编辑婴儿引发了全民的讨论浪潮,令我诧异的是,身边有很多人认为这样做无可厚非,站在全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长河中看,这不一定是坏事,甚至可能是一座促进人类走向进步的里程碑。他们认为,为了基因技术的未来,即使让两个孩子处于极大的风险中,这件事也是无可厚非的。

请注意这背后的逻辑。可能造福更多人的新技术的价值 > 两个孩子的价值,所以这件事可以做。这个逻辑背后有两个重要的思想。

第一是集体主义。集体有着个体难以比拟的力量,为了最大程度提高集体的能量,个体需要调整自己的状态去适应集体的发展方向。可是集体的方向谁来决定?是希特勒 ,还是斯大林?当集体的领路人变成恶魔后,这个集体就是可怕的纳粹,他的力量虽然很大,但却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所以,集体虽然很有力量,但是现代国家却警惕这份诱惑,并没有拼命地宣扬集体主义,让大家要随时做好牺牲小我成就大我,而是转向去肯定个体价值,去保护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中国人有小聪明,总是无法理解这种大智慧,我们迷恋集体,习惯为了大我牺牲小我。其实当我们漠视小我的时候,生命的权利就无从谈起了,连一个人个人的权利都无法保护,你还指望保护更多人的权利吗?

所以文革就能在中国持续十年,敢讲真话的人都被冠上黑五类、反革命份子的帽子被处死了。今天,我们并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在许多事上,我们不讲大是大非,只看谁的势力大。集体、民族、国家总是我们做恶的遮羞布。”

作者在这里举例中国《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在台湾地方选举结束后发出的一条微博,胡主编说:“我支持这样的一种思考,大陆把台湾搞穷,还是帮它富裕更有利于台海和平?至少不要轻易否定把台湾搞穷了更有利于统一的思维”,胡主编这话之所以说得那么理直气壮,是因为在他脑子里,台湾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是毫无价值的。为统一牺牲台湾人的福祉是理所当然的。

回到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上,文章作者继续写道:“敢把生命当生意看背后的第二个重要思想是社会达尔文主义。1898年,赫胥黎的《天演论》中译本横空出世,时值甲午战争之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直击国人痛处,一时间成为中国人奋发图强的思想依托。进化论从生物学扩展到社会学影响极其深远,中国人坚信只有让自己变得强大才会不被人欺负,才会更有尊严。直至今日,这样的思想依旧是大多数国人心中的顶配鸡汤,大家认为社会就是这么残酷,你不努力,就要被淘汰,谁的拳头硬谁才有话语权。
如今,基因编辑婴儿让这些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徒们看见了新的角逐平台,他们认定这件事虽然存在伦理问题,但是势不可挡,人类要进步就要经历残酷和流血。在这些人眼中,这两个婴儿只是他们走向高端的垫脚石。

接下来作者写道:法西斯主义其实就是将集体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向了极致。
极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德意志民族无上的优越感, 当他们在集中营里疯狂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他们从不以为自己杀的是人,集中营只是动物屠宰场。

而极致的集体主义让权力制衡失效,你要么随波逐流,要么被清除在外,所以纳粹制造了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惨剧。苏联也是结合了极致的集体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同于德国纳粹的种族歧视,他们是阶级歧视,资产阶级、富农都被视为万恶的吸血鬼,一次又一次被清洗。

今天,我们也有着孕育邪恶的土壤,基因编辑婴儿这件事某种程度上是一块试金石。
20世纪是人类各种思想、主义泛滥的世纪,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中最惨绝人寰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红色高棉、文革都发生在这个世纪。

基因编辑婴儿的出现是对我们的提醒,如果无法建立信仰,如果人人生而平等无法深入人心,鄙视链会一直存在,对人权的践踏也会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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