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港人那场随港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而再度高涨的民间抗争运动，最终在新冠疫情和港版国安法的双重压力下归于沉寂。取而代之的是一轮又一轮的抓捕，一场又一场的庭审、宣判。如果说无数港人几乎拼死一搏的抗争未能争来期待的民主选举的话，香港这座城市今天的陨落却也印证了港人拼死一搏的理由：没有民主机制保障的自由是如此的脆弱。这也正是香港青年漫画家柳广成的画册«被消失的香港»想要传达的信息。柳广成以他手中的铅笔，以朴素的线条，以近乎单一的颜色，呈现出那场抗争运动之激烈，也勾勒出香港这座曾经自由、繁华的国际都市最近20年陨落的轨迹，借此提醒自由民主社会生活的人们珍惜手中那张选票，善用所拥有的公民权利。卷首那幅画作取名“催泪之城“。画面上一对全副武装、佩戴头盔和防毒面具、手持雨伞的青年，在一片烟雾弥漫中，俯身呵护地面一朵小花。全图黑白两色，唯有地面那朵紫荆花，鲜艳而脆弱。画册«被消失的香港»由台湾盖亚文化有限公司出版。法国Rue de l’Echiquier 出版社2021年10月底推出法文版。柳广成先生自台湾接受了本台的越洋采访。
而立之年的柳广成是香港画坛新秀。早年深受日本漫画艺术的影响。2017年一次参加法国安古兰国际漫画节的机会，令他受到新的启发。从此自成一体。
他在香港出生，但幼年就随父母迁居日本生活。少年时曾回中国内地短暂停留，又在香港主权移交初年回到香港，得以见证香港这座城市最近20年的陨落。在中国内地的短暂生活经历给他留下一段痛苦的记忆。他因为当时只会说日语，而被同学视作“日本鬼子“欺凌。这让他在小小年纪就以切肤之痛，领教了中国社会弥漫的民族主义带来的伤痛，意识到了这种政治体制下的个体的不安全感，让他更加珍惜香港曾经有过的自由。如今他暂住台湾，尚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在台湾久留。这种在不同地域迁移的生活经历也让他对身份认同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对香港青年一代的身份认同困惑有一种感同身受。
消失中的香港
法广：这本画册取名“被消失的香港”。香港作为城市依然存在。可否解释一下是哪些东西“被消失”？也就是在您看来，香港“被消失”最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柳广成：“香港作为城市当然还存在，那里没有发生真正意义的战争。说它“被消失”的意思，我认为不仅只是体现在言论自由，而且也体现在文化层面的发展，还有金融业，也就是经济发展渐渐地也从以前的国际大都会这个舞台慢慢掉下来。在言论自由方面，国安法通过之后，比如像«苹果日报»这样的媒体就开始倒闭。国安法附带的“反外国制裁法”也令香港的经济形势非常不稳定，非常多的外国公司已经不敢继续在香港运作，很多公司开始撤资。大家可能会觉得国安法只是很虚幻的言论自由消失了，但其实除了这些白色恐怖让大家开始不再敢表达意见之外，也是很明显的经济大跌落。香港作为中国贸易的出入口这个功能，现在已经开始渐渐消失，因为大家都害怕，外国公司都害怕香港政治的（不）稳定性会渐渐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在文化方面，我们就以香港电影业为例，因为香港电影业在国际上的声誉曾经很好，有很多很好看的作品，比如«无间道»系列。«无间道»系列如果按照现在的国安法尺度，其实已经不可以拍摄。因为剧情中有警察的黑暗面，有警察和市民打斗的场景。现在按照中国的维稳政策，一定要把警察塑造成非常善良、正面的形象。其实香港电影业一直以来最经典的作品就是警匪片。不只是«无间道»，香港很多电影题材经常会涉及警匪关系。而且，坦白说，也是这种类型的电影一直在支撑着香港电影业。一旦这种创作也不被允许的时候，香港经典的电影业也会越来越困难。所以，简单说，香港“被消失”主要体现在三方面：言论自由正在消失，文化方面好像也是好不容易发展了很久，但现在正在消失；金融业，也就是经济方面，香港所谓的经济实力开始下滑，我也认为是一种消失中的状态。“
法广：画册中一个章节的主题是2019-2028。这些图画创作于2019年，试图想象10年后，也就是2028年时的香港，那时的香港已经变成一座中国内地一个普通城市。现在是2021年底，当年的这些想象与今天的香港现实差距很远吗？
柳广成：“我画过很多这个主题的作品，所以当然不会全部都已经变成现实，但有些部分已经实现。比如其中一张画是在形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漫画的内容有点像德国纳粹时代，每家每户都要挂上习近平肖像。虽然情况还没有到这么严重的地步，但概念上来说，个人崇拜的渲染其实已经在渐渐发生，比如习近平思想教育已经成为教材。有些小学（不是全部小学）已经开始把它灌输给香港的小朋友。这样的个人崇拜比以往更加剧烈。以前，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在香港不太会被体验到，但现在这种风气已经慢慢渗透到香港。”
“香港民怨的滋长很明显是有迹可循的”
法广：这本画册中很多作品都是在2019年创作的。您怎么看2019年那场反送中运动呢？这场运动涉及香港社会的范围非常广，但北京方面的宣传在说那是一场“少数人”，而且是“境外势力”煽动的运动……
柳广成：“中国一向这样定性香港的民主运动，并不只是针对反送中。对我来说，对这种论调已经习以为常。从2012年反国教运动、2014年雨伞运动，到现在，他们还是在用这种论调来定性香港的一切社会运动。但这种定性也只能在国内发挥作用，因为在香港，归根结底，人们其实是可以探讨出为什么香港人从回归到现在民怨会越来越大。比如真普选，当年因为中国曾经承诺说要赋予香港这座城市普选的制度，但事实上（北京）在背道而驰，从由1200人组成的少数人选举委员会选举行政长官，到现在，投票圈子更加狭窄。就投票来说，也是有各种与承诺不对等的情况。还有国民教育。香港人当时相信所谓“一国两制”50年不变，但教育方面好像也有被干涉，香港慢慢地也被迫要接受那种民族意识的渲染。国民教育中有很多内容是在讲中国有多好之类。这些内容的最终目的不是要让学生了解中国历史（这当然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而好像只是在塑造一种中国人民族意识的骄傲感和归属感。所以香港人不愿意承受。还有很多其它并不是那么直接的政治因素，比如地产霸权，还比如在文化上，正体字渐渐消失，街上简体字越来越多……我可以说很多，但归根结底，香港民怨的滋长很明显是有迹可循的，就是说，很难用中国那种所谓的外国势力来定性、来抹杀掉这一切实际的过去。“
”过度的政治冷感其实是在允许另一些票源壮大“
法广：您在这本记录香港抗争运动的画册里，一再提醒那些仍然享有自由的人，尤其是台湾，要保持警惕。在您看来，台湾的民主是否面对威胁？面对怎样的威胁？
柳广成：“就比如国民党吧，中国方面已经对台湾提出“一国两制”的方案。国民党方面的论调，好像是说：我们惹不起对方，我们还是顺应这种提议吧……但这对台湾的本土意识有些伤害。再加上，在台湾还没有通过“反渗透法”之前 （在这一点上我并没有具体证据，我也是看新闻 ），一些中共背景的人会入境台湾，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然后会去慢慢改变一些台湾本地的意识形态，会渐渐地改变一些票源的比例，面对本土派，助长一些亲共派的投票比例。我觉得中国在这一点上很擅长：它渗透到一些民主国家，然后改变投票票源的比例。虽然中国经常批评外国势力，但对于其它国家来说，它其实也是国外势力。“
“我想做出提醒，是因为这种渗透已经发生。在台湾本土成长的人，可能他们以前投票意识没有那么强。台湾自解严之后，渐渐达成一种民主自由的社会。（香港）发生反送中运动之前，（台湾）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并不高，因为他们会觉得：政治与我无关。可能是在到达一种非常安稳状态的自由社会时，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人民开始觉得不用再关心社会，对政治有一种冷感。但过度的冷感其实是在允许另外一些票源逐渐壮大。我所说的提醒，是希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适当留意政治。我并不想渲染到让台湾变成一种政治狂热的状态。只是想说，在生活中，可以留意一下政治议题。一些比较重大的投票事件，比如最近的罢免案，还有之前的总统选举，都希望大家好好善用手中那一票，不要觉得自己渺小的表态，对社会不会有任何作用。我就是希望他们在还没有发生像香港那样很严重的渗透和赤化之前，善用自己的公民权利。”
法广：您自童年起就喜欢漫画创作。您为什么喜欢这种艺术形式？
柳广成：“应该是因为耳濡目染吧。我小时候在日本生活。在那个年纪，我不会想太多，遇到什么艺术形式，我就会对它有兴趣。日本那时候（其实现在也还是），漫画是一种主流娱乐途径，所以，我也和一般日本小朋友一样，会看很多比如«七龙珠»、«贼王»等娱乐性很高的流行漫画作品。看多了，就渐渐喜欢上漫画这种形式。而且我自己的兴趣本来也就是画画。所以，很早就肯定自己要在漫画方面发展。”
法广：但是您最初的画作并不涉及政治话题，通常是生活话题。在2019年的抗争运动期间，您才改变这种选择，而且您不是画了一幅、两幅，而是一系列与抗争运动有关的作品。能否谈谈当时做出这种转变的想法？
柳广成：“我从2012年开始有个人作品发表，但那时的确作品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2019年的时候，我的创作，无论是人气，还是事业都开始进入比较不错的阶段，那时候很想把自己的创作与政治分开，不希望二者相互影响。以前，我参与政治表态的时候，也就是走在街头示威。但是，从2012年的国民教育，到2014年雨伞革命，再到2019年的反送中之前，我一直都很质疑和平示威的效力，因为好像无论怎么表态，政府都没有听见。我觉得，我会画画，如果只是在街上走走（游行），好像并没有很好地发挥我的表达能力。就是说，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可以不只是在街上游行而已。我有一种无力感，感觉自己明明可以多做一点，但又因为对自己艺术事业的发展的顾虑，而没有做很多、很彻底。在2019年的时候，我其实和一些其它公司有合作，他们都蛮在乎中国市场。所以，6月份，反送中运动开始时，我还没有画相关的作品，直到8月我才开始。期间那两个月其实一个挣扎与沟通的阶段。到8月的时候，就觉得……其实这是一种取舍，与其在乎和那些合作单位的友好关系，我更在乎香港的一些情况。并不是说我认为如果自己表态，事情就会变好一些，只是觉得我如果表态多些，那有可能对整场运动也会有多一点点的作用。而且那时候也看到，比如杜汶泽、黄秋生他们都是很知名的人士，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应该比我更大，我看到他们都勇敢表态的时候，就有些被感染罢。”
“非土生土长”的独特视角
法广：您在接受一些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您是以“非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的角度来叙事。为什么要强调是”非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的身份呢？
柳广成：“我在漫画里确实没有说得很清楚我为什么要说“非土生土长香港人“。我认为我所体验到的改变和香港人体验到的改变不一定一样。我作为”非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是从日本先到中国。在中国经历了我认为是很狂热的民族意识和反日、反美的情绪，还有制度的不健全。小时候虽然不会去观察制度，但是在校园这个社会的浓缩体里，我被同学打、被同学欺负，去找老师，老师却说：你是”日本鬼子“嘛，好像我就该被打一样。我就发现，原来，当这种反外国的情绪如此激烈的时候，所谓的制度就不会发挥什么功能。在校园里，老师除了教学，本也应该发挥一种德育的功能，但我那时候就没有感受到。”
“来到香港之后，可能因为先前有在中国的体验，我在香港体验到的是非常美好的光景。那时候，（香港）回归已经两年左右，在街上看到的标语都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国两制“等概念，看到这些，我感觉蛮安心，因为在最初，我对香港完全不了解，觉得既然主权回归中国，那香港应该也和中国差不多罢。所以，当全家人搬到香港时，我也不抱很大希望。但是，我记得当时我（在那里）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科目叫”公民教育“，我印象很深。老师很强调说：香港人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之类，还有就是，警方不可以擅自入侵个人的私人空间，除非有搜查令之类……在中国，这些都不会这样写出来，也不会这样明文保障人民的权利。作为刚刚来到香港的人，我会特别深地感受到这种曾经的美好。我认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一直在一个人权有保障、有自由的状态下，他们对香港的演变的体验，比较像”温水煮蛙“，可能不一定马上感受到。只是一步一步地人权受到侵蚀的情况下，才会慢慢感觉到。而我首先已经有一种对比，所以会特别留意，觉得香港回归之后，还是一种令我安心的地方，在生活上感觉蛮安全的。当然在内心还是有一种隐忧，因为毕竟我是体验过在中国的生活的人，就会去观察会不会出现和中国一样的情况。”
身份认同的国籍标签与人生经验
法广：港人，尤其是年轻人中的身份认同问题这些年变得越来越凸出，在台湾也一样。这种身份认同与北京当局极力推动的“大中华“概念相差甚远。您走过不同的城市。您怎么看身份认同问题？它和地域、和文化语言有什么关系？
柳广成：“首先说说我自己经历的身份认同。我自己在香港出生后没多久，就去日本生活。在我的人生中，其实那时是没有在香港生活的记忆的。我开始有点意识的时候，可能是在一两岁的时候，就已经在日本了。所以我感受不到我是香港人。我的家人也没有特别同我聊到这些。而且，我相信我家人原本希望继续在日本居住。只是好景不长，父母在工作方面出现问题，被迫要离开。我快9岁的时候，我母亲突然对我说：其实你不是日本人，你是香港人。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身份认同的问题。就是说，在我认为自己是日本人的状态中，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家人要突然离开日本。我也很难接受我母亲的解释。好像那种（香港人）身份是别人强加于我自己身上，而不是自己的人生体验和认同感。”
“对比香港，香港人的（认同）问题比较群体性。他们曾经在英国殖民时代是“英属“，然后现在又属于中国，那种定义比较像我的个人经验，有点像是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一种身份标签：以前是”英国人“，现在是”中国人“。但这种身份认同的转变非常突然，这是令他们有所疑惑的一个原因。比如他们在英治时期，生活在享有自由和完整的人权的状态下。在强硬的从英国变成中国的国籍定性之外，他们可以透过自己的人生经验感受到的，就是以前的自由社会，和现在的极权社会的对比，他们可能会更加认同以前的社会。所以他们在身份认同问题上，倾向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因为反正两者都是被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既然两者都是被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话，就开始出现所谓的本土派，认为自己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中国人，就只是香港人。这种状况比较接近我的个人经验。我自己感觉身份认同混乱的时候，反而不想属于两种国籍的任何一方，而是比较依赖自己的人生经验。所以，刚才说到我说自己不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也是因为我也没有很觉得我是香港人。”
“说到“大中华”概念，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因为民族的概念可以是地域性的，也可以是基于所谓的语言系统。但如果是语言系统的话，难道所有说英文的都是一个国家吗？不会吧。比如美国从英国独立出去，英美是同一个语系。但英国可以用“大英”概念，说美国是英国的一部分吗？这种民族认同概念其实非常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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