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年 10 月 17 日，法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面对极权主义威胁的自由民主捍卫者雷蒙·阿隆（RaymondAron）去世。四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发生了剧变，但最近法国多个媒体为纪念他的文章和讨论都一致认为，这位法国在全球都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家的的生活、他的工作和他的榜样并没有失去任何力量。
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出生于 1905 年。阿隆的兴趣涵盖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在地缘政治方面，他的自由主义和大西洋主义信念引起了左翼和右翼的众多批评。他曾与让·保罗·萨特和保罗·尼赞关系密切，在极权主义兴起期间，他成为自由主义的热心捍卫者，与当时占主导地位和平主义和左派知识分子观点背道而驰。他在一部至今仍著名的著作《知识分子的鸦片》中谴责了一些左派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政权的盲目和仁慈。
法国前总理菲利普在纪念阿隆的文章中指出，早在 1933 年，他就是最早认识到和平主义无法有效阻止希特勒的人之一，民主国家迟早必须下定决心再次拿起武器。他是法国最早谴责斯大林极权主义的人之一，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被萨特公式誉为“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地平线” 。在核军备竞赛和世界分为两个集团的时代，他是最早因对国际关系的清晰分析而脱颖而出的人之一。
《快报》周刊评论称，雷蒙·阿隆属于 20 世纪非常罕见的法国知识分子，阐释了自由主义思想，并在面对极权主义时捍卫了民主。
极权主义的五大要素
面对极权主义威胁捍卫自由民主被认为是阿隆的遗产之一，在他看来，极权主义主要有五大要素：
- 极权主义现象发生在一个政党垄断政治活动的政权中。
- 垄断的政党被一种意识形态所驱动或武装，它赋予这种意识形态以绝对的权威，因此，这种意识形态成为国家的官方真理。
- 为了传播这一官方真理，国家反过来又为自己保留了双重垄断权，即武力手段垄断权和说服手段垄断权。所有的传播手段--广播、电视和报刊--都由国家和代表国家的人指挥和控制。
- 大多数经济和职业活动都受制于国家，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家本身的一部分。由于国家与其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大多数经济和职业活动都带有官方真理的色彩。
- 既然现在一切都是国家活动，而每项活动都受制于意识形态，那么在经济或职业活动中犯下的任何错误都同时是意识形态错误。最终的结果就是政治化，个人所有可能犯的错误都被意识形态化，最终导致警察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恐怖。当所有这些因素汇集在一起并被充分利用时，这种现象就完美了。
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分为美苏两大阵营和随后危机四伏的冷战，在这场对抗之下，出现了新的局面：苏联的经济停滞和对阿富汗的干预，里根和撒切尔的自由主义改革催生了全球化，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唤醒了中国、伊朗革命使宗教重新回到历史的前沿。
西方民主受到独裁的威胁
1981年 10月在电视节目Apostrophes中，谈到关于民主与苏维埃极权的对立时 ，西方的民主受到独裁的威胁，雷蒙德·阿隆提醒说，民主国家是公民的国家，而不仅仅是消费者的国家。正是通过保留这种公民概念，自由社会才能在面对像苏联政权这样的极权制度的危险时生存下来。
“欧洲必须记住，在民主国家，个人既是私人，也是公民。现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法国，在学校里上爱国主义课，在我们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学院里，要上一堂关于公民义务的课，要提醒人们我们的文明，从自由主义的意义上讲，也是公民的文明，而不仅仅是消费者的文明，不仅仅是生产者的文明，可能也是异常困难的。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主国家，是公民的国家。今天，他们基本上是消费者和生产者。这很好，不言而喻。但这是扭曲的马克思主义表述。矛盾的是，在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人们不断被提醒，他们首先不是公民，而是苏维埃国家的仆人。现在，让我们对这两个实体的两个集团的两个极端作一比较，我们没有理由对未来属于我们感到高兴或放心。但如果未来属于人类自由，我们就胜利了。”
三个月后，在1982年1月20号，在另一个电视节目中，他进一步说明了西方社会面临的极权主义威胁，他说；
“我认为，我们所生活的民主社会和工业社会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极权主义形式的威胁或濒临极权主义形式的边缘，尤其是大型集团有可能摧毁个人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所称的我的自由主义，一方面是捍卫多元化政党的代表机构，另一方面是在经济和社会组织中努力保障个人的机会和基本自由。 ”
自由主义派 反对共产主义
在1982年的一个节目中，关于与保守主义相对的自由主义，面对一个美国自由主义派，也就是左派，主持人指出，法国的自由派反而被归类到保守右派，雷蒙·阿隆认为不是这样的，他认为可以就此进行讨论。
“如果把著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定义为自由主义者，那么可以说，从经济角度看，他既是一个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从政治角度看，他又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也就是说，在欧洲国家，那些左翼或自称左翼的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部分共产主义者。现在，我声称，就自由主义思想而言，甚至就加尔布雷思的思想而言，一个拥有绝对权力、党的垄断、意识形态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与他所代表的思想恰恰相反。那么，为什么我在欧洲被称为自由主义者呢？因为在当时，左翼人士或多或少都是共产主义者的同路人，因为他们认为真正的左翼和历史运动是朝着共产主义方向发展的。至少在当时，我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我之所以被称为自由主义者，是因为我在法国捍卫代议制民主，反对像苏联那样的中央集权经济。”
与左派决裂的原因：左派背叛了自己
当被问到为什么与当时的左派决裂时，他更是直言不讳地说：
“为什么要与左派决裂？与左派决裂是因为左派直到最近还拒绝接受苏维埃主义、共产主义与左派真正价值观之间的根本决裂。不是我背叛了左派，而是左派背叛了自己。我与左派有两次决裂。我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发现在法国阐述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不好。第二个原因更为深刻，那就是只要左派被说成是与革命、与共产党团结在一起的，那么根据我的想法，除了站在另一边，我什么也做不了。因此，如果有人告诉我，我经常与品质可疑的同伴在一起，那么我早就找到了一个办法。在政治上，你可以选择你的敌人，但你无法选择你的盟友。“
与马克思主义的接触与抛弃
阿隆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他与马克思主义接触，当明白了以后就彻底放弃
”我当时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想知道如果一个人想要理性或合理，他应该采纳什么观点。我是一个年轻的康德式哲学家，我对自己说，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至少我是这么说的。我加入社会党几个月后，就对社会党党部感到厌烦了，因为党内大部分都是资产阶级青年，他们高喊自己是革命者。会采取什么行动并不重要。我对自己说，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不研究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我就不能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因此，与此同时，我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我向你们保证，怀着良好的意愿，我本想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如果我能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我就会知道历史要求我采纳某种政治观点，我就不会再有选择苦难了。我对此充满热情。但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有一种真理既是历史的又是道德的，我会很高兴摆脱它。
如果历史总是善意地让道德取得胜利，也就是说，如果庸俗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是真实的，那么生活就会变得简单，为此我认真地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但我遗憾地得出结论，我觉得它并不真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那一刻，我并没有成为反社会主义者。但我确实认为，社会主义的选择和其他选择一样是任意的，从那时起，要选择社会主义，就必须比较各种经济组织各自的优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稍后，我读了康德的《通论》，并根据我的经济学读物、我的思考以及对自由主义或自由的可能的喜好，我采取了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一直是我的态度，但总是根据情况进行修改。换句话说？我对保守派和右翼分子没有感情上的好感。我反对暴力革命，在这个糟糕的世界里，我努力改善可以改善的事情。至少，当我对自己感到乐观时，我会这样告诉自己。 “
在纳粹德国发现人类能够犯下的暴行
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 也是一位悲观主义哲学家，他坚信他那个时代的人，特别是 1968 年后的法国，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这种悲观主义在他年轻时就已经扎根，当时他目睹了纳粹主义在德国的兴起。对于哲学家来说，这不是悲观主义的问题，而是对人类黑暗的认识问题，然而他意识到自己无法解释自己的政治信念，在他看来，这代表了知识分子的侮辱。
1931年到1933年间，阿隆在德国住了两年半，在那里的日子对他影响很深。因为这是纳粹上升时期，他看到了人类能够犯下的暴行时，开始反思社会科学：
“我在科隆大学担任讲师，然后去了柏林的法国学术之家。我那时经历的是法国知识分子培训，是一个优秀的理想主义者，很天真者，不了解这些严酷的必需品中的政治。当我看到纳粹兴起时，才发现了政治。在我看来，这是为悲观而悲观。1930 年至 1933 年间，当我发现人类能够犯下的暴行时，我放弃了形而上学的愿望。我放弃了对自然科学的沉思，因为我确信我最初的数学训练是不够的，我决定反思社会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反思我们对历史现实的认识以及我们认识历史现实的条件。
基本上，也是那时候开始与马克思主义对话时，我对自己说，我有政治观点，但基本上我无法为它们辩护。这与知识分子身份有点不符。只要我说我是左派或社会主义者，我就必须知道为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或好奇心，政治意图是我科学研究的源泉。也许这就是它们不纯粹的原因。从那时起，我接受了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培训，这使我能够以社会学家或专家的双重身份，而不是以典型的左翼知识分子的身份对事件做出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保留我所认为的典型左翼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即思想自由、理性以及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的平等观念。这一切我从未放弃。“
言论自由和
在柏林度过这段时间后，他加入了伦敦的抵抗运动，不是出于恐惧或英雄主义，只是因为他想站在那些继续战争的人一边。1940 年 6 月 24 日，他登上了一艘英国轮船。在那里，他加入了自由法国军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通过成为安德烈·拉巴特（André Labarthe）创建的《自由法国》独立评论《自由法国》的编辑而发现了新闻业。他之后经常批评戴高乐将军。在抵抗运动中，就像在他的思想中一样，他将继续忠实于他所珍视的言论自由。
费加罗报的文章在回顾了阿隆一生中重要的大事件后，指出，他谨慎的外表、姿势、措辞体现了我们对 1900 年法国伟大教授的想象。他是历史知识极限的思考者、政治自由主义哲学家、国际关系分析家，他所经历的时代对于最年轻的读者来说似乎已经很遥远了。
但困扰 2023 年法国的担忧与自由主义思想家反思的主题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遥远。尽管世界发生了剧变，但没有什么比阿隆的作品更过时了。他是一位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继承了法国而非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受到历史的滋养，充满了国家意识和对民族的尊重，判断战争有时是必要的，法律和经济非常重要，并绝对不能受受政治主宰。
他对诚实的热情让人对他更加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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