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22日法广纪念文革40周年专题系列第21集）---- 文革时期的武斗和暴力遍及中国城乡，触及了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在这些暴力事件中，有道县惨案、镇压内蒙古内人党这样的大规模暴力行为。但大量的是一件件暴力个案。旅美学者王友琴，以其个人的努力，调查和记录了诸多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高中第一副校 长卞仲耘之死便是其中之一。
１９６６年６月，卞仲耘被划为“四类干部”被“斗争”。８月５日下午，北师大女附中高中一年级的很多学生参加了“打黑帮”。那一天打斗了三位副校长、一位教导主任和一位副教导主任。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强迫挑重担子之后， 又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在两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校长卞仲耘倒在宿舍楼的台阶上。这时打人者们才歇手。两个校工把她放在一辆垃圾车上，推到校门旁边。医院就在学校对门。这辆手推车在校门边停放了两个小时。等送到医院，人已经死去多时。同一天被打的其他四位老师，都受重伤。教导主任梅树明的背上血肉模糊，衬杉上布满钉子钻出的洞。副校长胡志涛老师身上被打出十四处骨折。
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死年５０岁，已在这所中学工作了１７年。《文革受难者》一书作者王友琴就卞仲耘之死接受了本台采访 :
王友琴：
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个被学生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她那个时候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这个学校现在已经改名字叫北京师范大学实验附属中学。1966年8月8日的下午，那个学校的红卫兵学生发起了一个所谓的斗争会。斗争卞仲耘和另外的4名学校负责人：胡志涛，刘志平，梅树民，汪玉冰。他们都被强迫跪在地上认罪。有红卫兵把墨汁到在他们身上，有的红卫兵用木棒打他们，有的用开水烫他们。经过3个小时的折磨，卞仲耘就昏倒在操场上。然后她被放在一个垃圾车里边。两个小时以后，她才被送到马路对面的邮电医院。那个时候，她已经被发现死亡多时。其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
卞仲耘被打死两个星期以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集会，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学生。在天安门城楼上，卞仲耘所在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把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的衣袖上。问了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彬以后，毛泽东评论说，“要武嘛”。这个集会当时通过收音机和电视机向全国实况转播。由于毛泽东的这种鼓励，所以8月18日的大会以后对教师的暴力攻击就迅速升级，并且传播到全国的每一个学校。
在我的《文革受难者》书里，你可以看到在卞仲耘之后被活活打死的老师有：北京外语学院附中教员张辅仁和张福臻，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语文老师靳正宇，学校的负责人江培良，还有一名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樊希曼，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负责人梁光琪，北京25中学的语文教师陈沅芷，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生物教员喻瑞芬，第四女子中学的生物教员齐惠芹，第十女子中学的教员孙迪，北京人民大学附中的语文教员杨俊…。
还有一大批老师在遭到殴打和侮辱后“自杀”。他们的“自杀”都必须带上引号，因为这根本不是一般意义上说的自杀。
另外，像北京师大二附中的校长高云，第33中学的负责人杜光天，他们遭到毒打后昏死过去，红卫兵认为他已经死了，就把他们送去火葬场。当时火葬场要排队，因为被打死的人非常多。然后火葬场的工人老师父发现他们还有呼吸，把他们送了回来。
那这是一场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行。根据我的调查，在全中国没有一个学校的校长和教员没有受到他们红卫兵学生的这种暴力的攻击。
在当时，因为卞仲耘的死，她的丈夫和四个孩子甚至不能哭。因为那会被指控为反对文化大革命。一年以后，他们在家里的柜子里为她设置了一个秘密灵堂，他们把她的照片贴在衣柜里壁，在照片前供上一枝花，柜子的门总是紧闭的。文革以后，这些老师们都得到了平反。可是1970年代末，当卞仲耘的家人请求用他们得到的几百块抚恤金在学校的墙上镶嵌一块牌子或在校园里种一排树来纪念她，他们的建议被拒绝了。在1990年代初，我曾经到卞仲耘被打死的地方拍摄照片，当时有三个高三的学生好奇为什么我在那儿。我告诉他们以后，他们说：“真的吗？有个校长在这儿被学生打死了！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40年过去了，我希望今年的8月5日卞仲耘老师遇害40周年的时候，可以在媒体上公开的，沉痛的纪念她。纪念她，也是纪念所有的文革受难者。40年了，如果不能面对他们的死亡，不能纪念他们，从文革中生活过来的这一代人 ，能在哪里安置自己的道德和良心呢？（以上是王友琴2006年5月接受法广的采访）
王友琴撰写的《文革受难者》记述了659位受难者的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的经过。王友琴还告诉本台，她的书和她文革死难者建立的纪念网站在中国大陆被禁止。（2006年5月22日法广纪念文革40周年专题系列第21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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