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代，中国应该作何选择？

中国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改变全球的市场格局，注定会面临很多摩擦和挑战。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在他撰写的文章中写到：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要解决目前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方便、简单的答案。

很难看到这个威胁到底何时会终结，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再次抬头，也许全球会像日本二十世纪90年代出现的迷失的十年一样，这会给我们沿着全球化方向发展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面临这样的艰难时代，中国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上周为您介绍的《贸易战争：五百年全球贸易进化史》一书的第十五章：《借鉴他国经验与教训》就提到日本前驻经合组织代表谈到日本的情况时说，日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问题跟中国有相似的地方，但也不尽相同，相同点是我们都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都是美国主要的出口国，不同的是两国的国内经济和市场的规模：日本是一个小国，在八十年代的时候经济还比较弱，而中国却拥有比较强大的国内市场。尽管中国的消费人口有七亿之多，但一直以来由于收入，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保证依然不足，因此要在短时间内启动这个庞大的七亿人的消费能力必须完成很多系统的工作。

作者在书中指出，反观中国现行的经济结构，德国等老牌的工业强国曾经保持了二十年强劲的增长，面对贸易摩擦，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百分之七十点五，当这对德国的外贸造成冲击的时候，德国政府并没有采取货币刺激政策，而是用了四年的时间理顺了德国的经济发展体系，改变原来以工业，职业，教育为主的模式，发展以营养，护理，金融，服务等一百多个新职业教育学科，同时提高国民收入，增强国内消费能力，颁布了一系列扶持小企业的办法，通过小企业的发展，寻找新的行业和亮点，并且提供就业，三年之后，德国的经济增长率已经强劲回升到了百分之三点七一，一九九零年更是超过了百分之五，在经历了短暂的衰退之后，德国恢复了经济平稳，并且保持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左右的增长路径之上。

有评论说我们现在说的托大内需，换句话说就是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书中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快速成长了三十年，纵观近代经济发展，国际上尽管连续四十年保持百分之七以上增长的有三个地区：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相对而言，这些都是小的经济体，大的经济体还没有潜力。那么中国的强劲增长形式还能保持多久？金融危机的冲击让中国意识到当经济增长回落到百分之六的时候，中国就会出现大量企业不盈利，出现上千万农民工失业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的企业主要是靠便宜的劳动力和土地，靠市场容量快速扩张来赚钱的，这样的企业现金流量好，赚钱快，但是不会在市场需求增长放慢以后，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来盈利。未来，我们必须向德国一样，做好转入中等发展速度时期的准备，这不仅为企业转变发展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更为金融服务和政策引导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书认为，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伤害了自由贸易的国际准则，对实施贸易保护的国家来说最终也是得不偿失。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格拉斯-欧文就曾经举例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旧金山重修欧克蓝湾大桥的时候，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就规定只能使用美国生产的钢铁，最后一家美国企业中标，结果这个选择却让加州的纳税人多付了四亿美元，而本来这笔钱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多的GDP，贸易保护主义已经被无数事实证明是一条死胡同，但是作为一种应对经济危机的工具，他经常被一些政治人物拿来充当吸引公众注意力，争取选票的一个武器，尽管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非常清楚贸易保护主义会对全球经济带全球带来巨大的危害，但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这些人仍然会做出不负责任的选择。

本书的这一章最后指出，虽然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似乎又替贸易保护主义找到了市场，但是从这场危机迅速袭席卷全球的速度来看，却恰恰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证明一个论断，就是世界是平的，互联网，物流和全球化大市场把各个国家的经济血脉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谁都不可能从这场危机当中抽身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