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进程或将中断

关于「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争论，随著全球经济危机的长期化，再度热烈起来，至少关於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硬著陆的争议不绝於耳。房地產泡沫是否开始破裂？股市是否远未跌到底线？银行体系是否出现了灾难性大漏洞？社保基金是否入不敷出？凡此等等，都是中国经济裡的大问题，需要搞清楚。然而，这些「搞不清」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否将会终断？香港《争鸣》月刊刊出大陆綦彦臣的文章，中国城市化进程或将中断，对中国城市化进程进行分析。

文章说，中国的城市化作为人类社会学视角下最大的群体身份变化运动，不可能仅仅是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即便只有这一「化」，其内在的矛盾仍然会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确实到了效用的边际。关心城市化问题的学者们热衷於讨论的户籍问题，亦即是城市住房资格的限制。

与住房、户籍、入学（考试）等有关的限制，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歧视，即来自古典中国式城邦政治的遗传。在后者那裡，农民被称为小人、野人，城市居民被称为君子、国人。

作者认为，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专制统治一直面临著知性不足的制约，特别是缺乏一套支持政治运行的哲学营养体系。就我个人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结果而论，苏联共產党的丧亡本质上是「亡於哲学」。现在，中共试图从文化传统那裡找到合法性，但知性制约使其寻找路径被锁定在「一般復古」。比方说官员的性消费扩张，所谓「情妇政治」；再比如，匆忙将儒学与佛教混合，反过来阻滞社会思想现代性的构建。

正是现代性的这个「性」之匱乏，中国城市化进程才被野蛮性与跌宕性所控制。野蛮性，最直接地表现为住房权利以及土地权利大规模官控；跌宕性，在房地產建设的商业活动中，大规模的存量与市场忽冷忽热是最为明显的例证。更多的野蛮性与跌宕性导致了巨大的社会冲突，或是群体事件发生，或是官方道德丑闻的爆发，以至於深化成公权力的黑社会化运行。

文章接着谈到“教育质差与人力贬值”的问题指出，现有的执政体系之基层是城市化不自觉的执行力量，他们本身又无所觉悟。仅从这点上看，城市化不只是人群大规模转移的过程（农村人口向中小城市集中、中小城市人口向大型城市适度散点式进入），更重要的是城市化需要人群教育程度的提高，儘管这种提高是个落后於人群转移的缓慢过程。然而，中国的教育体制完全与城市化方向相反：第一，教育思想极其落后，难以规模化提高人群的品位；第二，受教者普遍存在素养习德的障碍，「有知识没文化」仍是「政教」体制最顽强的痼疾；第三，欠缺技术教育资源，教育产品不适合市场需求。

由于以上三种原因长期存在，人力资源贬值将会长期存在。

简单地说，「大学生不如农民工挣得多」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经济现象。其改变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现存教育体制完全废掉，即废「政教」而改「人教」。

如此重大的社会性改革是现代化到现代性的最主要环节。狭义地讲，它也是政治改革的瓶颈。现在看来，这个瓶颈无由突破，因此它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断的主要因素。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中断对社会渐变是一个颠覆性吞噬，对政治制度也是一个跌宕性破坏。

决定中国二十一世纪全球地位的唯一社会标誌，就是城市化的顺利与否。

文章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其操作层面上，有赖於社会保障机制的运行。哪怕这个运行十分低效，但只要能够处於维持状态，就算提供了社会改革的效能。事实上，中国的社保运行即便不考虑腐败的侵蚀，仅看其经济上的可持续性就是十分悲观的，因为其资金收益率远远低於通胀率。支出高峰期已经来临，收入下降期也已出现，「红利窗口」已经关闭。因此，全国社保基金的总经理戴相龙坦率地讲，「我就担心储备基金将来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那样还不如没有这个制度。」

城市化顺利与否在经济的可行性方面，依託於社保基金能否持续性增值。后一项，在短期内影响更为明显。现在全国有十四个省份的社保基金出现年度缺口，去年全国轧差达到六百餘亿缺口。

不能提供最基本的社保，让那麼多的人进入城市干什麼？这是个最伦理、最常识的问题！为了解决短期危机，有人（如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希望社保基金投入股市赚钱。但是，中国股市是经济增长模式的温度计，即股市的下跌因素不是「政策市」的原因，而是「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已经破產。更为悖论的关係是，郭树清等人社保资金进入股市的主张本身就试图製造「政策市」。

假定中国股市持续下跌（今年五一节前后上证跌到两千至一千八点已态势明显），那麼，社保资金再被股市套住，显然会造成比贪腐更严重的后果。初步估计，全国社保资金已被贪腐销蚀了两成，而其入市，很可能会遭受三至五成的迅速损失。

从十九世纪初期人类出现城市化意识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可以说是最失败的：其一，城市化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之后，还没出现逆城市化的可能；其二，社会人口老龄化的来临比预期的早十至十五年，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其三，农村的空心化程度十分严重，加剧了文化与精神层面的城乡二元对立。

以上第三点比户籍制度的明显损害更可怕，也比毛时代的粮食「剪刀差」的经济后果更严重。第二点已经被学者们所注意，但官方研究机构尚未提供最短十年的规划前景。之於中国「特色」，农民工失去农业外的就业机会本质上就是一个强制的逆城市化。它不仅不公平，还是社会骚乱的主要诱因。目前，中国约有四千万规模的农民工受到了逆城市化的压制。它有可能弥补农村空心化，但无法对付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力。

文章最后说，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是人类近两百年来最大的社会结构变化，但它的悲剧性结局已经在所难免。归根结柢，现有的政治制度不具有知性与德性上的改进可能。建立制度理性，对於中国仍然是个遥远的神话！

另外，争鸣还刊出署名麻子的文章：张艺谋─艺术灵感被谋杀的导演，评论新片《金陵十三釵》。
文章说，张艺谋的大片《金陵十三釵》终於面世了，据说耗资六亿人民币、历时三年，媒体颇为热闹。单看片名，不免让人望文生义地联繫到美丽的女人、动人的爱情故事，可是看了电影以后，不觉五味杂陈。《十三釵》既不能让人将其当正剧看，流下悲伤的眼泪，激发澎湃的爱国热情，因为剧情和场景实在是不靠谱──国军的装备太精良，妓女们丝质旗袍太华丽，还有她们为女学生的贞洁而大义献身实在太让人费解；它又不能让人当闹剧看，因为它的主题太沉重──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演员还特投入，导演也很认真；此外，它也不能当主旋律看，让民主人士痛批劳民伤财，呼吁推翻执政党的专制，因为它缺乏主旋律的「浩然正气」；甚至不能把它当作无足轻重的庸片而不看，因为张艺谋的名气、巨额的製作费和三年的时间……，让我们处於这种无可名状、无处宣泄的状态中实在是太残忍了，相比之下，悲哀反倒是一种幸福。

如果我们能暂时从这种纠结中超脱出来，公平地说，《金陵十三釵》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幅美的景物画，但也仅此而已！透过纤细的腰肢，华丽的丝质旗袍，瀰漫的硝烟和缠绵的床戏，回顾一下张艺谋这些年来的艺术路，或许会给我们一点提示：近几年的电影，看不到故事，只有一幅幅不能打动人心的唯美画面，就像是一朵朵美丽逼真的绢花，缺乏生命的勃勃生机。一九九四年张艺谋的电影《活著》在大陆被禁，不但让投资人血本无回，而且让艺术家面临两难的抉择：依从自己的心灵还是顺从执政党的专制？电影艺术不同於其它艺术，成本太高，稍微越轨，就面临被禁的下场，连成本都捞不回来，这样当然很难找到投资人。对艺术家而言，共產党对意识形态的铁腕控制，剥夺了任何形式的创作自由。艺术家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心声、真实的情感，其作品自然缺乏生命的活力。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如何能拍出优秀的电影来呢？

不光是共產党的专制，中国一百多年来积弱积贫，导演还要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全面的冲击，既要用美女加床戏取悦於市场，又要揣摩、迎合好莱坞的胃口。华人已在有意无意之间把奥斯卡奖当成了电影界的世界冠军，导演为了获奥斯卡，颇下了一番工夫。可是，这次还是表错了意：女学生们对妓女们的侠义处之泰然，妓女们的慷慨献身，无不折射出五千年古老中国文化对个人生命的轻视，就别提妓女的生命了。这十三釵的献身，骨子裡透露出的是人们对她们自轻自贱的认同，单是这一点，如今就不顺应倡导人权、女权的潮流。一个导演在如此眾多的强势夹击下，还有多少心灵自由的空间呢？

其实，奥斯卡不过是美国电影协会几千名会员投票选举的结果，是一场不动声色的市场策划，不可过於当真。张艺谋这点起码的自信应该有。艺术作品见仁见智，怎么能秤出红薯的斤両来？你能用几斤几両来衡量一朵娇艷的玫瑰花吗？你能说红牡丹比白玫瑰漂亮是普世共识吗？然而，张艺谋对奥斯卡似乎有著深深的情意结，似乎成了他今生唯一有待征服的高峰。当然，对奥斯卡的情意结，我们无可厚非，因为戴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紧箍咒的张导，如果没有冲奥这一点属於他自己的个人慾望，他还有活路可走吗？可是，如果通过一部电影，只能看到导演冲奥的强烈慾望，看到导演对製片人投资回报的关注时，也许应该从导演之外去找一找原因。

被中国的专制统治强权阉割的知识分子，张艺谋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乐观一点看，时代在进步：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代的宫刑，司马迁毕竟保住了性命；四九年以后，从反右被打入另册，饿死荒郊，到如今的禁令，艺术家算是免除了皮肉之苦，可是，这是多么的缓慢和微不足道的「进步」啊！艺术家的生命有限，艺术的灵感往往稍纵即逝！每一年，当局都花巨资购买外国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中国不是没有卓别林似的艺术家，而是没有他们生存的土壤。是摒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了，那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应该送进歷史博物馆了。

所以对在强权与强势文化的窄缝中求生存的艺术家的某些责备，常常有欠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