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起，每年的11月25日是国际消除针对妇女暴力活动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6月20日在日内瓦发布的一份报告，在21世纪的今天，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仍然十分普遍，全球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深受其害。这份首次对全球81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分析汇总得出的报告显示，全球大约35%的妇女遭受过伴侣或非伴侣的暴力侵害。
国际消除针对妇女暴力日也是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因为女性遭受的暴力侵害虽然形式多样，但往往发生在远离公共视线的家庭，来自她们的生活伴侣。针对女性的暴力现象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背景下会有一些差异，但却普遍存在。在今天的妇女与家庭专题节目中，我们就邀请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关注女性问题的活动人士和专家谈谈中华文化圈内女性面对的家庭暴力问题。
中国大陆知识阶层家庭暴力有上升趋势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关注女性权益问题。该中心首席心理专家兼副主任刘凤琴女士向我们介绍了中国大陆家庭暴力的相关情况。
根据中国有关方面的各种统计，近四成的中国女性曾经遭受过各种形式的暴力，而且这些暴力现象有上升的趋势。据刘凤琴女士介绍，有超过34%的女性遭受过家庭暴力。目前来说，总体呈上升的趋势，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的家庭暴力有上升的趋势。人们以前人们可能认为家庭暴力主要发生在贫困落后的边远山区，但统计以及一些网上调查显示，大专学历以上的女性在家暴案例中所占比例已经达到50%。
刘凤琴：家庭暴力大多数情况下男人打女人，在受暴力的人群当中，女性占90%以上，尤其是在中国，有人说这个比例是93%，有人说是97%，总之，女性占多数。
发生在（家庭）外面的暴力，相对少些，而且法律的界定也更清楚一些，但家庭暴力隐蔽性强，在认知上，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家庭问题，不像其他触犯法律行为那样界限认知清楚。
法广：那什么样的行为应当界定为家庭暴力呢？
刘凤琴：中国没有专门的家庭暴力法，但是，婚姻法中谈到的家庭暴力是指殴打、捆绑、残害、包括强制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身体造成伤害后果的行为。我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的热线案例大部分首先是身体上的摧残；第二种是精神迫害型，这种情况比较普遍，比如恐吓、辱骂、猜疑、包括恶意贬低、故意刁难、等手段干涉配偶的行动自由，尤其是不许与异性来往，甚至与异性说一句话都会遭到毒打；还有怠慢对方的感受和需要，或者捏造事实，等等。第三种是性虐待，比如违背女性意愿的强迫性行为，或者是难以接受的性行为方式、损害性器官等等；第四个方面是虐待体罚型，强迫她们过度劳动，甚至罚跪、禁闭、限制行动自由等；第5种是经济虐待式，比如剥夺女性的生活必需品、限制花钱、扣留身份证、夺走工资、或者禁止外出工作、求医等，这些都属于家庭暴力。
社会救助机制不足
刘凤琴：从国家机制来说，据我所知，我们没有专门（为受家暴女性）的庇护所、收容所，即使有，这些机制也没有行使职能。红枫中心其实一直想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我们常常接到那些被打女性的热线电话，但是我们不知道该让她们去哪里，所以，我们一直想做一个庇护所，但是，由于经济原因，我们没办法做，而且，一旦做，就必须是长期、延续的。所以，目前，即使是在北京，我们也不知道该让这些女性去哪里。有些人会去妇联，但是，妇联也只能是做些劝慰，没有地方可以收容她们，暂时给她们一个住所。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些努力都不够系统，比如这些女性的权利的伸张、她们的心理康复、就业等方面需要的帮助都没有。
中华文化传统上要求女性牺牲、忍耐
林美薰：台湾面对的女性受暴问题，在种类上是与国际上相似，包含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骚扰、人口贩卖等问题。
从社会整体通报数字来看，家庭暴力的比例相当大，每年大约超过十一万件以上，性侵害案例也达到一万五千件，这些数字相当高。同时，在女性受害人所占比例大约在六至七成之间。也就是说，每年有5、6万女性遭受暴力。
但目前在立法方面，台湾有《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犯防治法》和《性骚扰防治法》这三部法律分别规范不同的针对妇女的暴力伤害。在家暴法方面，各地都有服务中心。
法广：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十分普遍，但是会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程度等显示出一些地区差异。在台湾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针对女性的暴力是否有什么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点？
林美薰：台湾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大中国、大中华概念。华人社团通常在文化上集体性比较高，同时传统文化也有相对对妇女比较压抑的部分，比如在婚姻关系中，比较要求女性要顺从，在家庭里，妇女的地位是牺牲和忍耐，所以在发生家庭暴力的情况下，家庭会要求女性为了家庭而忍耐，为了孩子的成长忍耐、牺牲等等。这样的文化影响会让很多妇女不敢求助，不能迈出这一步。
同时，整个社会文化对于离开家庭或者离婚的妇女也有一种负面的看法，比如，会认为是女性有错在先，所以丈夫才会有暴力动作，这些离开家庭的女子被污名化，也导致那些还生活在暴力中的女性不容易走出暴力。
外籍新娘更难站出来求助
法广：近些年，有不少外籍女性来台湾生活，这些外籍女性是否比本地女性更容易面对家庭暴力，投诉是否也有更多的犹豫和困难？
林美薰：是的。近年，台湾有很多外籍新娘，她们从印尼、越南、还有中国大陆等地嫁到台湾，从比例上看，她们受暴的几率是比本地人高些。对于她们来说，要站出来求助当然是难上加难，除了她们陷于男尊女卑的观念外，她们对台湾在地资源不太了解，不知道律师在哪里，不知道社工可以给她什么帮助，她们也会害怕接触这些系统的人，比如司法、警察等。所以，这些年，台湾在各个地方都设立了外籍配偶的服务中心。
法广：在您看来，要消除针对女性的暴力，台湾目前面对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林美薰：台湾虽然已经就家暴、性侵等行为立法，也提供了许多服务，但在家暴方面，虽然立法已经许多年，但仍然有很多案件只看重所谓肢体上的伤害。其实，很多妇女受到的伤害是精神上的，是看不见的，是一种权威的控制，比如，有些加害人、先生会要求妇女应当梳什么样的发型、几点一定要回家、米应该怎么洗、肉应该怎么煮等种种要求和规范。这些都是不容易被看见的。这些妇女如果需求法律的协助，法院可能就不见得会核发我们说的保护令，这样的结果就是让很多在痛苦中的妇女很难需求法律的协助。我觉得这一点需要改变。
在性侵害方面，台湾性侵害行为的定罪率不高，大约只有四成多的案例定罪，也就是说性侵害整体的判刑度偏低。在这方面，台湾也需要再有突破。
香港：大部分受虐女性来自中国内地
梁丽清：从官方的数字来看，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2001年，香港有两千多宗（家暴）个案，2008年时，有六千多宗，从这个数字看，家暴问题有上升的趋势。但是在2010年的时候，就下降到三千多宗。男女受虐个案都包括在这些数字内。但是，我们知道，女性受虐人占其中92%，也就是说，大部分配偶或亲密伴侣个案的受害人都是女性。
刚才我说这个数字在2010年时下降，这是不是说香港的家暴问题已经改善，问题不太严重了呢？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值得我们高兴。但是，我不是太乐观，因为我看到的情况是：数字和问题的界定有所改变，可能是数字下降的一个原因。2009年起，警方的数据中多了一个家庭事件的分类。理解什么是家庭暴力、怎么界定个案、怎么归类这些都很重要。
法广：家庭暴力在世界各地都比较普遍。在香港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是否有什么特点呢？
梁丽清：香港与其他地方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就香港的社会情况，我们注意到大部分受虐待妇女都是从中国内地来的，这种情况比较普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妇女大部分人在香港没有资源，没有太多朋友，也不懂怎么运用社会服务去帮助自己解决问题，所以，她们的丈夫就可以运用权利控制她们。
家庭暴力的根源不是家庭关系好坏
梁丽清：女性面对家庭暴力问题的核心不是男人的脾气好坏，不是家庭勾通好坏，如果这样去看待家暴问题，就是没有准确地理解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根源是男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平等，所以，一种操控的关系就可以形成。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女性要听从丈夫，特别是一些从大陆来的女性，她们没有钱，受教育水平也不高，这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妇女在家庭或者社会就是一个弱势群体。就是说，家庭暴力问题不是家庭关系是否融洽的问题，而是男女社会地位的平等与不平等问题。如果不从性别平等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大部分家庭暴力的受害人都是女性，不是男性。联合国的一些文件已经很清楚地说明：妇女受到暴力伤害是性别问题。这一点很重要，男女之间应该是一种互相尊重的关系，同时也需要一些资源帮助妇女多一些知识，知道怎么可以跳出这种暴力的关系。我看到很多社工没有鼓励受暴妇女跳出这种暴力关系。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暴力关系可以越来越严重。我看到很多妇女在这种暴力的关系中停留超过十年！因为她们不知道自己有方法、有能力脱离这种暴力关系。如果她们得不到对问题的正确认识，又没有足够资源（比如住的问题、钱等等），她们就不敢离开她的丈夫，因为她要考虑的不仅是她自己，还需要考虑孩子 大部分妇女不离开她们的丈夫就是想让孩子有一个安稳的家庭，但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在一个有暴力的家庭，孩子的成长也受到影响。
针对女性的暴力在全球普遍存在，在家庭暴力因为其隐蔽性质而容易为人所忽略，而多数遭受暴力侵害的女性都不会主动报案。法国有关方面的统计显示，2012年，法国全国有148名女性死于生活伴侣的暴力，相当于每两天半就有一人死亡，但只有10%的受暴女性向警方投诉。
消除针对女性的暴力，需要改变男女社会地位多种形式的不平等现实，也需要全社会对这些隐蔽的暴力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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