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日前因他的作品《红高粱家族》法文版（由Seuil 出版社发行）出版来法国与媒体见面，他在巴黎期间接受法广中文部专访，谈到他的作品和写作生涯，以及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变化。
诺贝尔委员会在介绍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他的原因时，说他的作品用“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莫言本人如何看这种评价：
莫言：我认为诺贝尔奖委员会简短的授奖词还是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我的创作的基本特征。之所以使用了“幻觉现实主义”就是为了和“魔幻现实主义”区别开来。
我获奖以后，一些国内媒体就直接将“幻觉现实主义”翻译成了“魔幻现实主义”。但是,后来瑞典皇家学院的院士到中国进行访问的时候就做了特别的解释，他说，他们认为莫言的写作和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就另起 一个词叫“幻觉现实主义”。我想“幻觉”也可以译成“梦幻”，也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找不到真正故事对应的，通过作者的想象写成的作品。
这在中国古老的文学传统中也是一直存在的，比如在《红楼梦》，《西游记》，以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都可以找到这种写法的源头。我想我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学习者，传承者来运用了这样的写法。当然，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对我的写作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为了不和他们重复，我还是尽量和他们区别开来。我想我的夸张还是有节制的，不像魔幻主义的夸张那样似乎漫无节制。另外，我想我所使用的这些超现实主义的素材和故事都是地道的中国产品，来自中国民间，所以我的这种超现实主义的描写和魔幻现实主义的描写一看就知道有明显的差别。
法广：请介绍一下您的处女作。
莫言：我从小就有一个作家梦。我的第一部小说被杂志社认可也就是1981年发表的《春夜雨霏霏》，之前也投了好多稿子都被退回来了。这部小说讲的是一个刚刚新婚不久的少妇，在一个春雨霏霏的夜晚，怀念他在远方的海岛上当兵的丈夫，就是这样一种春夜的情思吧。现在看起来写得也比较幼稚，但是当时我想这种写法还是比较新颖的，因为没有完整的故事，全是一个女性的思维跳跃，完全是一个少妇在春天的夜晚里的意识流动，可以说是意识流的写法。
法广：您的成名作是《透明的红萝卜》，而您也曾多次说这是您最重要的作品，为什么？
莫言：因为从这本书开始我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在《透明的红萝卜》之前，我也发表了大约十多部作品，但都是处于一个模仿的阶段。《透明的红萝卜》这本书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和我童年的经验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是和我的故乡密切的结合在一起。
我曾做了一个梦，梦见一片萝卜地，一个身穿红衣的少女，拿着一个红萝卜，迎着太阳走过来，梦境非常辉煌，醒来以后，就在这个梦境的基础上，加上我少年时期在一个工地上给铁匠当小工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一部小说。这部小说里有童年，有 故乡，这样的写法让我感到非常轻松，笔下也非常顺利。这部小说后来受到了表扬，也确定了我作为一个青年作家在文坛的地位。那么我就想，这样的故事对我来讲是太多太多了，以后我的写作就像顺水推舟一样，确实写得很顺。
我想《透明的红萝卜》本身就是建立在梦境之上，而且本身也有不少似梦非梦的东西。主人公是一个皮肤很黑的孩子，他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但他的脑子里不断地有各种各样的奇异的想象，好像他的感觉和别人不一样，他的耳朵可以听到水底下的鱼发出的声音，听到声音在空气中传播，能听到色彩的变化。小说里有很多超现实的，非现实的描写。
法广：从您的第一部作品，到2009年写的《蛙》，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您给读者带来了不少作品，请您通过这些作品讲述一下自己的文学创作历程。
莫言：我最初也还是从写短篇开始，比如刚才讲的这个处女作《透明的红萝卜》，然后大约有几十个中篇，实际上我真正开始写长篇是到了1987年的时候。第一步完整意义上的长篇，应该是《天堂蒜薹之歌》，本来写了《红高粱》之后，我是想继续写下去的。红高粱主要讲了爷爷奶奶的故事，然后计划写父亲母亲的故事。然后再写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但是生活中发生了一个突然的事件打乱了我的计划。当时在我故乡山东的一个县里，一群农民因为地方官员的腐败，导致他们种植的大量蒜薹被囤积腐烂，他们奋起抗议，包围了县政府，烧了县长的办公室。在这个事件的基础上，我写出了《天堂蒜薹之歌》。当然故事里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我的一些亲友的故事都进入了这部小说，所以我也没到发生这个事件的县里去进行采访。
后来写了《十三步》，这是反映教师生活的。当时教师地位很低，工资很低，书中描述了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就是两个教师通过整容，拥有了同样的面貌，一个替一个上课，另一个出去作买卖。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
接下来就写 了《酒国》这部长篇，也是因为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新闻，说一个人一辈子的工作就是陪人喝酒。当时腐败比较严重，有些单位天天要设酒宴招待上级和下级 的官员，而且大家在酒桌上也是勾心斗脚，酒量大的人就会受到尊敬。因为这个人的酒量很大，喝不醉，就天天以喝酒为业，到了晚年他很痛苦，不断反思自己，说这一辈子什么都没干，只是喝了一辈子酒，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了长篇《酒国》。
这本小说里面也运用了多种多样的写作的手法，对现实的批评和嘲讽应 该也是淋漓尽致的。
然后我就写 了《丰乳肥臀》这样一部比较厚重的书，写了高密东北乡百年的历史变迁，也描写了一个家族从兴亡到衰败的过程。我觉得这部小说里也还是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像上官金童这样一个一辈子吊在女人乳头上的一个精神侏儒，当然这个人物也有很多很多的解释，我认为还是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苍白的精神状态。
法广：2000年的时候，您创作了另一部代表作《檀香刑》，这部作品和别的作品相比有什么新的突破？
莫言：这部小说是我回归中国传统小说的一次努力。
写完这部小说以后，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叫《大踏步地后退》，就是说我们从八十年代开始在阅读和学习西方作家的现代派的创作手法，但是我想，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模仿的阶段，那是没有出出息的，一个作家这样写没有地位，一个国家的作家这样写也不可能在世界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
所以到2000年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写一部属于中国的小说，这部小说应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概，那么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向民间学习，除了学习老百姓的口头传承之外，民间喜剧对历代老百姓的精神上的塑造和成长实际上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檀香刑》实际上就是一部戏剧话的小说，或者说是小说化的戏剧，我想这部小说还是基本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有别于我们几十年来的模仿式创作。
当然也有一些人对小说里残暴场面的描写难以接受，但是残暴是人类丑陋的弱性，所以我觉得不能回避人类身上这种丑陋的东西，应该将它展示出来。在这部小说里，我想是描写了一个特殊的对象，写了一个大清朝的刽子手。鲁迅写过看客，批评过看客，他也写过即将被处死的人，我就是沿着鲁迅开辟的这条道路往前走一步，把刽子手这样一种特殊人群的心态写出来。
后来写完《檀香刑》就写了《四十一炮》，这也是一个对社会现实问题高度关注的小说。描写了一个村庄，村庄里人的主要职业就是杀猪，但是领头致富的人就发明了往猪肉里注水，注药，以便让肉保持新鲜，保持重量，这些都是非法的，不人道的方式，但是这个人又是村里带头致富的。
写完《四十 一炮》我写了《生死疲劳》，这也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小说。我认为它更加中国化，因为书的思想是建立在中国佛教的基础上，从佛教的六道轮回，生命的转化方式里受到启发，人物是敢于用个人力量和群体对抗的一个特殊人，视角也是一个人死后不断变成各种动物，是用动物的视角来展现了中国农村五十多年来的变迁。
法广：您的最后一部小说《蛙》写的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书中主角的原型还是您的姑姑？
莫言： 《蛙》这部小说是以计划生育政策，这种特殊的中国国策来作为背景的，描写的是三十多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推行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后果，当然也有悲惨的后果。
我想我并不是刻意的来写计划生育政策这个社会的现实，而是把人物放到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来塑造他们的心理。所以小说里的姑姑就是处在这样一种事物之中的一个高度矛盾的的典型人物形象，姑姑这个人物身上有人性和兽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只有能够充分把一个人物身上的矛盾心态充分展示出来，这个人物才能丰满可信。
感谢莫言接受法广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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