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谈巴黎峰会达成协议的障碍

联合国有关气候升温谈判的新一轮谈判刚刚在日内瓦结束，此次谈判的具体目标是敲定今年年底巴黎峰会各国将签署的最终协议文本。按照联合国的日程安排，下个月，各国将公布各自决定的减排指标。不过，法新社日前报道说，就目前而言，能够按期公布减排指标的国家寥寥无几。看来联合国此前预订的日期又将不得不被延后，其根本原因是各国在减排责任以及减排指标的数据上的重大分歧丝毫也没有减少。各国倘若迟迟不能就减排指标达成一致，又如何有可能达到此前联合国宣布的要将气候升温维持在两度以内的目标？为此，中美这两大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经常遭到国际舆论的攻击，虽然去年年底中美公布了共同的减排协议，但是，中美两国的承诺对许多非政府组织来说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同在地球村的中国难道就没有感受到气候升温的威胁？中国官方对此有何解释？

环境与发展

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国生态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王毅教授，王毅教授首先对批评中国的减排目标作出了回应。

王毅：其实在哥本哈根峰会当中国提出将单位GDP减排40至45%时就有人提出说不够，那么，究竟要多少才能够呢？我觉得够不够关键要看做出了多少努力，目标是否可以达到。如果中国提出了一个很高的目标但却无法达到，这才是最糟糕的。中国现在提出的减排目标我们认为是可行的，是负责任的。我们听取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包括许多智库以及我所在的科学院，是在做了许多工作之后才达成这么一个目标。中国在中美减排协议中也提出要在2030年左右达到排放峰值，并且尽量早日达到这一峰值。因为中国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经济体，数字变化非常快，这给做研究带来许多困难。我们要实现此一目标必须在大家可对比的前提下进行。比如说，欧盟的排放目标是否足够？美国的减排指标是否足够？所以，我们不应该停留在互相指责上，而是应该互相合作、互相分享知识、分享技术，大家一起向前走。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法广：您能告诉我们中美减排协议中中方提出要在2030年左右达到减排峰值，这个峰值的数字究竟是多少吨的温室气体？

王毅：根据我们的模型，不同的模型预测出的数字不一样。从所有的预测来看， 大概从80亿吨到150亿吨都有。我们的模型是以最快最清洁的方式，希望能够达到110到120亿吨的峰值，也许我们的努力应该可以达到。具体的指标中国政府届时会公开的宣布，但现在时机还没有成熟。

法广：中国在哥本哈根峰会时提出要在2020年之前将单位GDP的排碳量减少40%至45%，这一目标实现得怎么样？有什么标准可以加以检测？

王毅：实际上从目前来看中国可能会超额完成上述目标，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可能会制定更高的目标。另外，中国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开始建立一个完整的能源统计的体系，这样，使能源方面的统计数字会更加精确。因为，中国的能源统计确实存在许多实际的困难。比如说，北方的卡车运煤就很难被统计。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后五年内将能源统计体系不断完善。

法广：再来看今年的巴黎峰会，其实，现在即使是举办峰会的法国政府也对年底的巴黎峰会是否能够达成有法律约束性的框架协议有所怀疑。然而，倘若，没有一个带有约束性的框架文本，怎么能够达到将升温幅度维持在两度以内的目标呢？

王毅：我认为，首先，这一目标应该建立在各自的努力之上。第二，这一目标也应该建立在各国能力的对比之上。比如说，美国的减排目标是否合理？是否还可以提高？中国的排碳峰值是否可以提前？这些都是大家都可以讨论的。第三，应该关注的达到目标的路径，因为光有目标而没有达到目标的路径，就不可能达到目标。更重要的是各自要将自己的成本与技术算清楚。要采取具体的步骤。因为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期间一定有许多的调整。最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目前的排放空间究竟有多少？怎么去具体地分配？这是最难的也是分歧最大的一点。因为具体的利益分配是最困难的。但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设想各自不同的减排路径，各自的变化曲线可以有所不同。可以在减排数量与减排时间上做出不同的选择。可以是先很高，然后，再比较平缓，也可以是先平缓，然后减排时间比较长。所以，我认为只要各国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最后达到目标就可以，不一定从一开始就立竿见影，中间或许会超标，但是只要最后达到目标就行。

法广：您一定已经注意到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民间与官方的立场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中西方公民社会都强烈要求联合国签署具有法律约束性的协议，而政府方面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各国似乎都在打退堂鼓。您如何理解政府与民间在此一问题上的立场落差？

王毅：社会是多元化的，非政府组织往往比较激进，而许多传统的能源企业往往会比较保守。既然民主社会是大家共同治理的社会，大家相互之间必须妥协。如何建立一个全球共同治理的模式？这是我们至今未能解决的问题。或许通过气候变化这一议题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共同的治理模式，怎么样使不同的力量共同发挥作用，而不是互相指责。

法广：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巴黎峰会达成协议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王毅：我觉得达成协议最大的障碍还是将目标仅仅停留在两度以及相应的分配标准之上，如果大家在此一问题上互不让步的话，那么达成协议将十分困难。这里就涉及到许多复杂的计算，许多复杂的利益的承诺与分配。所以，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能够使大家都满意的方法：又能够达到两度的目标，又能够兼顾发展的潜力。另外，当然我们目前的研究还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与两度相对应的应该是多少的排放空间？这还有待于继续研究与完善。所以，在下一步除了减缓以外还必须考虑适应的问题，假如地球升温真正达到两度或者超过两度，应该怎么去适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感谢王毅教授接受本台的专访。本台将在下一次节目中请联合国政府间气候专家小组的副主席让•如泽尔回应王毅教授在访台中提出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