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网上流传李光耀生前的一句话：“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虽然这句话难于查证其出处及真实性，但有人仍坚持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与儒家文化关系极大，并宣称新加坡是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威权主义国家”。此外，很多国家都对新加坡的成就感兴趣，想总结其成功经验，学习其成功做法，中国在这方面显得尤为积极。
作者廖保平的文章说，我们不但热衷于研究新加坡的成功之道，还不断派出公务员到新加坡去接受培训，大有将新加坡模式移植过来的势头。一些学者则拼命论证，所谓“儒家文化”是新加坡成功的关键。人们不禁要问的是，倘若真是儒家文化造就了新加坡的辉煌，我们还需要向新加坡学习什么呢？我们就是儒家文化的大本营、发源地，老根子还在我们这里，又何须以他山之石攻玉呢？这在逻辑上不是十分荒谬吗？ 与此相反，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新加坡就曾禁止它的学校教授华语，学校教学的媒介是英语，华文只能沦为语文课程，华人圈子里也是以讲英语为上流社会的标志，儒家文化在新加坡可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与此同时，新加坡华人尤其是那些掌握政经大权的精英阶级，都是接受的西方教育，更以基督教徒为主，西方文化、西方价值观才是新加坡最内核的东西。 因此，虽然“它的国民是黄种人，但是，它的思维却是英联邦的。它号称有华人血统，实际上，他们却是黄皮肤的英国人后裔”。况且，并不是说只要是华人，就一定会奉行儒家文化，成功了，就说儒家文化功莫大焉。比如说朝鲜和韩国，同文同种，同一种服饰、文化、语言和生活习俗，但发展结果却截然不同，我们能够说，韩国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奉行了朝鲜文化吗？ 韩国的成功，主要还是因为两条：一，政治体制上，坚定不移地走民主宪政之路；二，经济体制上，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之路。这两条也可以套用到新加坡身上。新加坡的成功，与儒家文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将新加坡的成功牵强附会为儒家文化之功，不过只是大陆某些人的意淫罢了。李光耀被中国官方所赏识，主要还是他所鼓吹的亚洲价值观，以及对儒家文化的推崇，而且常常为中国大陆的发展和特色帮腔辩护。 作者杨恒均的文章说，给大家造成这一印象，主要就是我们的媒体，一向喜欢引用能够为我所用的言论，特别是这言论出自于外国政要之口，就更是身价百倍了。以致于我们一听到人家，为所谓的亚洲价值观和特殊性辩护，就喜不自禁，竟然忘记了进一步追问，他所指的亚洲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体现在新加坡什么地方？新加坡又是如何用“儒家文化”来治国的？ 其实，无论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上来说，新加坡都是迄今为止最西化的亚洲国家之一，从新加坡独立到现在，它始终是东南亚与美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这个小国的所有海空军基地美国都可以使用（也是美军在亚洲的重要桥头堡，从这里可以牵制整个东南亚）。早期作为新加坡领导人的李光耀，不但坚决反对中国大陆政府和共产党，而且也是亚洲最“反共”的国家之一。这一情况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有所改善。 作者圣贤之源的文章说，李光耀去世之后，中国官方刻意赞美其在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并将其解说为“并不需要照般西方的价值观，也能把国家管理好”的成功典范 。却全然不顾李光耀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过，“我一生最大的功绩，就是成功地阻止了共产主义，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夺取政权！否则，现在的新加坡，就会是像越南、朝鲜和柬埔寨那样贫穷！而不会有今天的和平繁荣”。 如此不顾颜面地去攀附新加坡，到底能说明什么问题？新加坡的成功，或许只是暂时的成功，新加坡迟早有一天，还是要像台湾那样走向政党轮替的。因此，如果以短暂的成功，去赞美李光耀及其领导的新加坡模式，就如同二战开始时，纳粹德国模式同样也曾被一些弱小国家竞相效仿学习那样，它终有一天会被世人所嘲讽。以儒家文明的东方国家来说，如果真要效仿的话，台湾、日本和韩国都是很好的学习榜样。 它们的自由度高于新加坡、宪政体制优于新加坡、民众的幸福指数也优于新加坡，有如此之好的学习对像，不去援引，却偏偏要舍近求远，去赞美鼓吹新加坡，这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难道不是因为专权体制相近似，而臭味相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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