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压境外NGO的“中国-俄罗斯轴心”

刚刚过去的6月4日，不仅仅是1989年天安门运动被镇压26周年纪念日，也不仅仅是长江船难的一个关键救援日，它还有一层不为人注目的意义：中国全国人大《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日。过了这一天，就意味着相关立法又向前推进一步，而在中国开展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又落下一寸。

要闻分析

 无独有偶，在邻国俄罗斯，普京领导的威权政府也正试图用“外国代理人”的名义来打击NGO组织。今年五月底，普京签署一项法律，允许不经过法庭判决，就把当局认为对国家安全或者政治体制构成威胁的外国NGO分支机构予以强行关闭，这些机构的雇员可能受到司法追诉，并被判处最高6年徒刑或者驱逐出境。

俄罗斯：两千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科学基金会将被查封

相比中国民间社会的嘀咕和抱怨，俄罗斯的活动人士要显得更勇敢。周六（6月6日），俄罗斯的铁腕政策遭遇一场反弹。两千多人在莫斯科街头集会，对一个资助科学研究的私营基金会表示声援。

这家名叫“王朝”（Dynasty）的基金会创立于2002年，每年向物理学、数学等领域投入数百万欧元，包括为科研人员提供奖学金、组织学术会议、出版学术著作等等。

但是，根据俄罗斯2012年一项针对NGO的法律，“王朝”基金会今年五月被俄罗斯司法部登记成为“外国代理人”，当局认为该基金会接受外国资助，并且从事“政治活动”。在观察人士看来，该基金会并不只是掏钱了事，它还推动科学领域的透明化和竞争，这可能是被俄罗斯当局视为眼中钉的原因。而一旦定性为“外国代理人”，俄罗斯当局就可能强行关闭该基金会。

在周六的街头集会中，示威者举着抗议标语牌，上面写着“权力扼杀文化”、“普京不能解决问题，他本身就是问题”。一位生物学家称，“王朝”基金会是当局对重要非政府组织施加压力的一个典型。还有人表示，该基金会提供的经济补助是让很多年轻科研人员选择留在俄罗斯的重要原因。

“王朝”基金会的主席、82岁的商人迪米特里-兹敏（Dmitri Zimine）强烈反对政府的做法，他表示，该基金会不但没有接受外国资助，反而通过其境外机构提供过资助。为表示抗议，他打算在下次会议上宣布关闭该基金会。

中国：境内NGO成立党组 境外NGO加强管控

和俄罗斯的“王朝”基金会一样，中国也有打压NGO的典型案例，也就是传知行研究所两位负责人郭玉闪和何正军“非法经营”案件。在北京警方的建议起诉书中，提到了传知行研究所此前接受德国伯尔、瑙曼、美国CIPE和加拿大PI四家基金会资助开展调研，这或许触到了当局真正的痛点，也是此次出台《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的一个动因。

在中国立法进程中，“公开征求意见”是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的程序，立法者并没有义务一定听取相关意见。尽管如此，在6月4日这个节点来临前后，仍然有众多NGO和活动人士对境外NGO管理法草案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

该法案对境外NGO定义宽泛，而且施加了重重限制，例如不得在中国境内发展或者变相发展会员，也不得进行募款。这让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该法案实际上是以监督管理为名，行取缔之实。

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在社会、文化和经济组织中设立党组。这项工作目前主要针对国内NGO，所以暂时不会出现“福特基金会党组会议”这样的滑稽场面。但这和NGO管理法草案一样，都体现出当局对民间组织加强控制、尤其是党权膨胀的思路。

为了打击外国NGO，俄罗斯重新使用了“外国代理人”这一名称，这让人想起斯大林时期打击政治对手、以及后来对异议人士的抹黑。而习近平从上台之前 “有些外国人吃饱了没事干”的惊人之语，到上台之后一系列铁腕手法，都让人依稀看到毛泽东的风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个刚刚从极权体制走出的国家，不约而同地显示出重走回头路的趋势。

尽管中国取消俄罗斯阅兵式直播，一度引发外界关于两国关系出现罅隙的传言，但在敌视“境外势力”、维护现有权力这一点上，两个政权的着眼点和手法是共通的。两个政权对境外敌对势力的恐惧、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对本国制度的不自信，是这种战略接近的“轴心”关系的共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