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案秘密开庭带来争议

6月11日下午三四时许，中国媒体圈开始有耳语传播，称当晚官方将公布重大政治新闻，有些人猜测可能是女婿车峰被抓而焦头烂额的戴相龙被双规；更多人推测是即将宣布周永康正式庭审的消息，结果令人大跌眼镜。

上海视窗

当晚六点，新华社公布了周永康在半个月前的5月22日已开庭一审。在当天即6月11日，已经一审宣判，天津一中法院认定，周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秘密三罪名成立，判处无期徒刑。

几天来，海内外媒体关注昂山素季访华行程，周永康在被起诉后，再无消息，外界推测可能因拒绝配合认罪，被迫推迟开庭，官方却神不知鬼不觉地直接宣判，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消息传出。

一位媒体人感慨，“周案审理保密程度显示，只要他们不想让外界知道的，外界就真不知道，这让我不得不谨慎看待海外被喂料的新闻！”

当晚播出的《新闻联播》中，周永康对着电视镜头，做出了不再上诉的承诺。

央视还播出了一段周最终陈述的画面，白发苍苍的的周低头念稿，“自己不断为私情而违法违纪，违法犯罪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给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对我问题的依纪依法处理，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 

外界对周永康案暴露出的高层黑幕已经有些麻木。

根据一审判决的说法，周永康直接收受蒋洁敏给予的价值人民币73.11万元的财物，周永康的长子周滨、妻子贾晓晔收受吴兵、丁雪峰、温青山、周灏给予的折合人民币1.29亿元的财物并在事后告知周永康；周永康要求蒋洁敏、李春城为周滨、周锋、周元青、何燕、曹永正等人开展经营活动提供帮助，使上述人员非法获利21.36亿余元，造成经济损失14.86亿余元。

周永康案如此突然袭击式的宣判，仍引起了不小争议。

3月份两会上，最高法院长周强受访时明确表示，将公开审讯周永康。随后，中纪委驻最高法纪检组长张建南对媒体称“公开程度，比起薄熙来案肯定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根据官方新华社的说法，5月22日周永康案一审未公开开庭的原因是，“鉴于周永康案中一些犯罪事实证据涉及国家秘密，依法对周永康案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

但最终官方自食其言，并未对周公开开庭审判。

媒体人李建军就认为，“周永康这种人，判无期徒刑这么轻显然太便宜了他，但这种秘密审判的口子一开，以后随便给人安个涉及国家机密的罪  在这个浑身都是见不得光的国，太多所谓国家机密，然后秘密审判  升斗小民怎么办？”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分析，根据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公开审判的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

根据官方披露的消息，周永康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在其办公室将5份绝密级文件、1份机密级文件交给不应知悉上述文件内容的曹永正。

曹在周案中起到关键道具作用，5份“绝密”1份“机密”，构成秘密审判的“法律依据”，法庭虽然最后认定这6份文件泄露“未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但借此将周永康如何“受贿”、“滥用职权”的罪行一并认定“犯罪事实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因而必须“不公开开庭审理”。

张庆方博士撰文对官方不开庭审判周永康的操作做了分析。

首先，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党的高级领导人涉嫌犯罪的案件公开审理，固然能够体现中国司法的公开公正，展现中国刑事审判的透明和自信，既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又能消除国内外舆论中不必要的猜疑。

但是，从薄熙来案公审的实际效果看，伴随着大量红墙内腐化、淫乱事实的曝光，执政党的道德形象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薄熙来在法庭上言伪而辩，也令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至今把他奉为高级干部中廉洁奉公的楷模。

总之，薄案公审有得有失，总体而言得不偿失。周永康案庭审完全吸取了薄案的教训，以本案中一些犯罪事实证据涉及国家秘密为由，选择对全案进行不公开开庭审理，彻底杜绝了公开审理，公开全部案件事实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次，对与周永康共同作案的周滨、贾晓晔分案起诉，分案审理，对主要证人以录像方式举证，避免了共同被告人和主要证人翻供、串供的可能，保证了审理的顺利进行。

一方面，受贿罪往往是一对一犯罪，是否实施了权钱交易，常常是天知地知你（行贿人）我（受贿人）知，这种情况下，从行贿人着手获得证据突破，再反过来对受贿人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从而获取其认罪口供就非常重要。

很多案件中，行贿人和受贿人有着较深厚的个人感情，一旦允许他们出现在同一个法庭上相互质证，就可能出现行贿人为了个个义气选择翻供，从而使得受贿事实无法证实的情况。另一方面，好多高级官员的腐败都是其家人直接操作，官员本人是否知情，只能借助于其家人的口供。

因此，官方的做法是，一些特殊案件中，为了保证诉讼进程中不至于横生枝节，对不同的共同犯罪人分案审理，先固定主犯的犯罪证据，确定其刑事责任，接下来再审判其他次要责任人，这也就给从犯们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不顾事实胆敢改口，就会面临比预期更重的刑罚！这显然会给从犯们施加极大的心理压力，从而有效防止了从犯“恶意翻供”。 

最后，中国对腐败案件的侦查，主要的调查工作是在纪委主导下完成的。纪委办案不受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羁押期限、律师介入等“繁文缛节”的束缚，一方面有利于高效地完成调查取证工作，另一方面，纪委又可以从“大局”出发，根据涉案人的实际表现，对其涉嫌的具体罪名、责任大小、数额确认做出“非常灵活”的安排。

周案案发之初，一些媒体的报道中暗示其有杀妻的嫌疑，其家人涉及的腐败数额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周永康案的实际效果看，周永康与办案机关在调查过程中有很好的“理解和配合”，最终达到了“双赢”的目的。

 《金融时报》引述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中国政治专家曾锐生(Steve Tsang)的分析更为简洁，“如果确信周永康会配合，庭审本来会公开进行，事情并不完全像党希望的那样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