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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离职《炎黄春秋》公开信抗议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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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在官方重重压力下,75岁的老媒体人杨继绳离开《炎黄春秋》总编辑岗位,并退出《炎黄春秋》杂志社。 离职前,他写下了《致炎黄春秋社委会和全体读者的告别信》和《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最后陈述》,以公开信形式发表,详细描述了《炎黄春秋》最近几个月来与中共审查机器的斗争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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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昨天(7月16日),原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升任中宣部副部长后首次公开亮相:扼杀南方系的黑手,得到了主子的奖赏。 

对中国媒体来说,这是最悲催的时代,一边是广告市场的崩塌,另一面政治审查的网络愈发严密,“报禁未开,报业已死”。

上海一位报业高层告诉本台,上海近90家报纸,2014年的总盈利不到3亿元,其中《上海证券报》以近两亿占据首位,《第一财经日报》盈利三千万,其他几十家报纸盈利不过两千万。 

杨继绳介绍,4月1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炎黄春秋》杂志社发出的《警示通知书》。 

该文称,“《炎黄春秋》变更主管主办单位以后,2015年前4期共刊登86篇文章,其中就有37篇文章涉及重大选题,均未向总局报备。”“责令杂志社立即纠正违规行为,从2015年第5期开始,对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的文章做到应报尽报,全部履行报备手续。” 

2014年9月10日,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主持四部委联系会议,在《炎黄春秋》杂志社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决定改变《炎黄春秋》的主管主办单位。随后,有关部门背着《炎黄春秋》杂志社在一个星期内就办完了变更手续。 

对行为,炎黄春秋杂志社进行了抵制。随后,新的主管主办单位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和《炎黄春秋》杂志社经过几个月的反复协商,最终达成了几点协议,在编辑、人事、财务方面,给《炎黄春秋》自主权。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警示通知书》要求杂志社的现主管主办单位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督促杂志认真整改,对2015年第5期杂志选题内容进行严格审核”,“切实履行管导向、管干部、管资产的职责,强化对杂志社的日常管理”,“确保正确舆论导向”。 

《炎黄春秋》编辑部讨论了《警示通知书》,以及下达《警示通知书》时两位司长的谈话,对“警示通知书”所说的有些文章“违规”提出了异议和“不理解”。 

例如,《我所认识的贪官王守业》选自《张金昌将军回首往事》一书。张金昌这本书2012年出版,书中有前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题写的《书敬张金昌将军:浩然正气》,有洪学智上将、张震上将为此书写的题词,还有赵南起、傅全有、王瑞林等多位上将与作者张金昌合影的照片。 

杨继绳质疑,从公开出版物上选出的反腐败文章,为何“违规”? 

《警示通知书》指出《炎黄春秋》37篇“违规”,其依据是《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1997年新闻出版署新出(1997)860号)。这个“办法”列出15个方面的选题必须报备: 

1,有关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文献选题;2,有关党和国家曾任和现任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文章以及有关其生活和工作情况的选题;3,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选题;4,集中介绍政府机构设置和党政领导干部情况的选题;5,涉及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选题;6,涉及我国国防建设及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战役、战斗、工作、生活和重要人物的选题;7,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选题;8,涉及中共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选题;9,涉及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其他统战对象的选题;10,涉及前苏联、东欧以及其他兄弟国家重大事件和主要领导人的选题等等。 

《炎黄春秋》编辑部认为,15条中的前十条几乎覆盖了近、现代史的全部内容。凡是近、现代史专业的刊物,几乎每一篇文章都要备案。上报备案后,待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以后才能够发表。这些条报备范围,每一条都界限模糊,无法操作。 

尽管如此,《炎黄春秋》还是尽可能地遵守这个“办法”。多年来,一直坚持每月两篇文章报备,但五年报备稿中不能用和没有答复的占总数的80%。没有答复的稿件中,有的两三年渺无音讯,如石沉大海。 

杨继绳认为,这么大比例的稿件不能用和不答复,不是因为审查部门不负责任,而是审查工作有困难。稍有风险的稿子因怕负责任,宁可枪毙,也不愿放过。有些好文章不同意发,又于理不合,只好拖着不表态。 

杨继绳介绍,《炎黄春秋》编辑部实际操作中实行自我审查的“八不碰”:六四,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法轮功,现任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民族问题,外交问题等“八不碰”。 

总局向《炎黄春秋》下达《警示通知书》时,两位司长一再强调,这一行为是“依法治国”,依据的法规、规章是国务院的《出版管理条例》、新闻出版总署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和《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等。 

对此,《炎黄春秋》编辑部认为,官方对外不承认有报刊审查制度,只有“备案”制度。以法理来说,“备案”是行政相对人将其需要进行的行为活动告知行政机关,为行政机关事后检查监督提供资料或某种依据,只不过通过备案知会行政机关,而无须得到行政机关的再许可;“备案”也只是事后提交,而非事先审批。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做法,事实上把“备案”变成了审批,违反了中国宪法关于出版自由的规定。 

在致读者的告别信中,杨继绳解释了他此次退休的直接原因:4月10日新华社三位局级干部代表社党组找他谈话,用党的纪律要求他立即退出《炎黄春秋》。 

但如杨继绳说的,“不是巧合”的是,也在当天,新闻出版和广电总局向《炎黄春秋》杂志社发出的《警示通知书》;同样在4月10日,几家极左报刊和网站,以姚文元式的文风,对《炎黄春秋》发起集中攻击。 

此番对《炎黄春秋》的整肃,显然并非是新闻出版总局的自选动作,来自于更高层面,因此,虽然他以75岁的媒体老兵,对体制发出呼吁,“万马齐瘖究可哀,请高抬贵手,给《炎黄春秋》留下一小片生存的天地。” 

杨继绳并不乐观,他承认,也许在将来某一天,在反对力量的压力下,《炎黄春秋》不得不“玉碎”,但他认为,玉碎不是毁灭,“纵死犹闻侠骨香”,一家杂志被迫关门,会有更多同类的杂志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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