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曾振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学典在几家儒教网站发布《再次呼吁在曲阜市境内停建基督教教堂》一文。
2010年12月9日，新华网报道曲阜于庄大教堂奠基消息，该教堂位于山东曲阜孔庙东南方向三公里处的鲁城街道办事处葛庄，名为“圣三一”，占地4亩，高41.7米，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2010年底，郭齐勇、张祥龙、张新民、蒋庆、陈明、康晓光等儒家学者联名发布《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对这座教堂的兴建表示抵制。
曾振宇、王学典回忆，2012年初，作为山东省政协委员，曾就此事向山东省政协提案，根据他们的说法，山东两会期间济宁市一位副市长专程会见两人反馈此事。
据说济宁官方的说法是，其一，目前在曲阜市建造的基督教教堂，属于民间行为；其二，政府不同意在曲阜市内“新建”基督教教堂。
据两人得到的消息，当地人称，这一“平房式”教堂已建成三年左右，“与以往不同之处仅在于，对基督教教堂设计方案作了修订。原计划兴建高41．7米哥特式建筑，现在修改为平房式建筑。”
当地消息说，当地教会计划在今年春节后兴建“更高更大”的基督教教堂。
两教授提出，“历史上，曲阜市范围内未曾出现道教的道观；佛教的寺庙虽有若干所，但皆远离城区，而且规模很小”，而当地县志记载，二十世纪初，“洋人”计划在曲阜西关建造教堂，引起孔子后裔和当地群众强烈反对。
两名学者大段援引习近平在山东曲阜考察中国孔子研究院的专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以孔子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具有不可替代性，以曲阜为代表的文化主体地位具有不可替代性。曲阜三孔之地位，就犹如梵蒂冈之于天主教，麦加之于伊斯兰教。”
因此，为了维护文化的主权、价值的主权和“国家文化财产”，应依据文化主权的原则，要求对方“基督教堂”另择佳地修建，既避免产生对“国家文化财产”受伤害的质诘，也减少争夺中国文化特区资源的嫌疑。
作者威胁说，“曲阜是中华民族的圣城。民族魂魄所系的圣地一旦遭到破坏，其引发的民族情绪如海啸地裂”。
因此，鉴于在中华文化圣地修建基督教教教堂问题的敏感性、复杂性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社会激烈争议，他们更向官方正式提出建议：“禁止在曲阜市范围内建造基督教教堂”。
两人的公开信发布之后，在微博上引起广泛讨论。
前天（1月27日），曲阜当地学者，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杨春梅撰文《孔子故里岂是一家之天下？》，提出上述儒教学者的观点对曲阜历史文化缺乏了解，且缺乏传统儒家的博大宽容精神。
杨春梅认为，首先，两位学者公开信中，提出曲阜“未曾有道教道观，佛寺虽有但远离城区”，这显然与史实不合。
据2010年6月出版的《曲阜古迹通览》所录：曲阜道教道场有七十多处，以关帝庙、土地祠、天齐庙、全真观居多，但其中供奉的神祇则大都是道、佛相杂，其中不少今日仍有香火。
杨春梅介绍，有些道场修建过程中，孔子后裔衍圣公也曾参与甚至主持其事。如城区东南角古泮池边文昌祠，是光绪二十四年衍圣公所立，供奉文昌帝君。
杨又举例说，在曲阜孔庙里面有一个小四合院，是土地祠。据说衍圣公府当年另辟别院，豢养一批道士，专司风调雨顺。
杨春梅质疑，“以上这些场所，不知算儒教还是道教？至于佛教，不说其他，衍圣公府内就有佛堂楼，无论大小，其意义恐怕比在城区内外建大佛寺更耐人寻味吧？”
其次，上述两位儒家学者又说，“其他外来宗教，更不曾在曲阜建有任何道场”， 杨春梅认为，这话含糊得很，“其他外来宗教”具体指什么呢？回民信奉的伊斯兰教算不算？
熟悉当地情况的杨春梅介绍说，曲阜西关是回民聚居村，在距孔庙不到千米范围内，不仅有清真寺，还有光绪末年美国人创建的耶稣堂和民国二十二年德国人创建的天主堂，均废毁于“文革”，皆有县志可征，有遗迹可考。
目前，曲阜西关的清真寺建于明末，“文革”被毁。2001年在原址复建。位置在曲阜故城西门外护城河西岸，东距孔庙西墙五百米左右，“富丽华美”。
基督教堂部分，文革后，曲阜市官方按国家宗教政策拨还部分地产，供曲阜基督教教会作临时活动驻地。教会当时没钱，只能临时搭建简易板房供信众聚会礼拜，此即公开信中所说的“悄悄兴建”的“平房式”教堂。
杨春梅认为，从历史来看，儒、佛、道三教道场已在曲阜和平共处千百年之久，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道场进入比较晚，但也已有一二百年，同样可谓相安无事。
山东大学两教授的《呼吁书》提到“在齐鲁文化版图上，历史地形成了以曲阜为中心、方圆百公里的儒家文化圈”，又说曲阜是儒教的“麦加”，以此逻辑，似乎曲阜百里都应该禁绝教堂、清真寺和佛寺。
但事实上，曲阜方圆百公里的文化圈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基督教堂不在少数，“下一步是不是要拆除呢？”果真如此，难道要让今日曲阜本地的上万基督信众远路风尘赴百数十里外去做礼拜吗？
杨春梅质疑，曲阜本地基督徒中老年人居多，如此折磨他们，儒家敬老之义何在？高大建筑不行，连简易平房也不行，理据何在？高大的清真寺屹立在孔庙旁500米，多年来都视若自然毫无违和之感，对一简易平房教堂何以竟如此难容呢？
杨春梅认为，从儒家义理来说，孔子有“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的教诫对领会“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士君子而言，是不假外求而自具足的，但对普通百姓而言，恐怕其心灵精神就不能不借助神道了。
儒家治理过程中，儒家在“神道设教”框架下有限度地包容整合诸教以弥补其自身不足，“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借助宗教神道才能更有效地进行治理，对源自古老传统及民间不断自发生成或传自域外的各种宗教神道的因循和尊重，表现出一种很高的政治智慧，也是谓中国传统文化博大包容的原因所在。
他质疑，那些意欲将儒教宗教化的人“项庄舞剑”，其意实不完全在一座教堂，其根本目的乃是要求“政府尽快承认儒教的合法地位”，如果儒教学者如此热衷自己的宗教地位，为什么不联合国内其他宗教派别和团体，通过推动宗教立法争取宗教信仰和传播自由来践行信仰自由。
杨春梅说，根据“我在曲阜居住二十多年的观察，当地民众无论信仰若何，彼此间并无对立隔阂”。曾与几个老人攀谈，他们说年轻时到清真寺礼拜，也进过基督教堂听讲，“反正都教人行善的，挺好”。
他质疑，不同宗教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及和谐相处，自然而然地实现于这些朴实的百姓中。比较而言，当下儒家人物反倒不明事理，借端挑事，制造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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