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12月一日是世卫组织创设的第三十二个世界艾滋病日，虽然今天全球艾滋病患者的总人数依然超过三千六百多万，艾滋病依然是一种严重的疾病，但是，艾滋病毒已经不再是致命的病毒，全球医学界不断推出治疗艾滋病的有效疗法，专家们已经开始预测不久的将来世界将彻底地走出艾滋病。世界艾滋病日在各国的关注点不尽相同，对美国或者别的国家来说，它是悼念死于艾滋病的患者以及奖励为治疗艾滋病做出杰出贡献者的日子。而对中国来说，世界艾滋病日则应该是当局追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中国河南大批农民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血案的责任者的日子，也应该是为最早揭露此一事件但却被迫流亡海外的吹哨人恢复名誉的日子。
今年87岁高龄的中国卫生部前高官陈秉中最近十多年来不断呼吁中共高层对河南艾滋病血案问责，他日前再度发文，悼念两个月前在美国去世的首位举报河南血祸的医生王淑平，痛批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代中共最高领导人，包庇「艾滋疫情」罪首李长春和李克强。
为什么事件已经发生了二十多年，中国当局依然拒绝对河南上百万人因卖血或输血感染艾滋病事件追责？
我们请多年来关注中国艾滋病状况的北京著名异议人士胡佳谈谈他的看法。
法广：胡佳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采访。您长期以来关注中国艾滋病患者，您如何理解北京当局为何迟迟不谈对河南艾滋病血案问责？
胡佳：我是2001年参与艾滋病工作的，平生第一次被拘押就是在河南，那是2002年圣诞节的前夕，当时下命令的就是时任河南省的省委书记今天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李克强一直是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办公室的负责人，所以，以我个人的经历，虽然李克强同李长春不一样，并不对九十年代大搞血液产业导致大规模的病毒感染富有直接的责任，但是，由于李克强在河南的从政经历是他作为王储升迁之前的丰富经历的过程，为了保护他的名誉，艾滋病丑闻一直遭到严密的封锁，一直到2003年萨斯事件爆发之后，中国政府再度遭到国际舆论的广泛谴责，在这之后，艾滋病防治领域确实出现过一段小艳春，2003年与2004年时患者受到免费的药物，受到一些关怀。但是，中国河南的艾滋病转染丑闻并未获得解决。如果说，李克强的责任并没有李长春直接，但是，他本人也难辞其咎。他当然不会去追究他的前任的责任，更不会追究他自己的责任。作为艾滋病工作办公室的负责人，他每年的工作，至少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在世界艾滋病日访问北京医院艾滋病专科的艾滋病患者与医务人员，以此显示他们并不害怕艾滋病毒，他们并不恐艾。但是，每年都有河南的艾滋病患者到北京来上访，他们因失去劳动力而呼吁政府赔偿或者援助，但是，据我所知，河南没有一个患者打赢了官司，因为一旦案件成为判例，后果将十分严重。因为涉及的受害者太多，应该负责的官员太多，当年大量卫生系统的官员都难辞其咎。而与此同时，当年最早披露丑闻的仗义执言的人无论是王淑萍大姐，万延海先生还是高耀洁教授都不得不流亡美国，王淑萍不久前过去让我感到十分难过。记得以前河南的官员就说过，你们都死光，河南艾滋病问题也就解决了。
法广： 也即是说河南那么多农民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没有任何人获得政府的赔偿？
胡佳： 是的，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有上亿的人口，农民占主要部分。我们认为主要有几十万的农民感染上艾滋病。几十万人往往是家里顶梁柱，有男有女，好多女的传染上之后又传给她们的孩子，李喜塥女士两个女士都被传染上，有一个女儿已经夭折了。
法广：中国政府在防治艾滋病方面是否取得了一些进展？
胡佳：要防治艾滋病必须彻底改变观念，中国政府将艾滋病成为是西方社会堕落的产物，艾滋病在中国因此受到十分严重的歧视，河南艾滋病患者得知自己被传染上之后甚至宁愿死亡也不愿意蒙受耻辱。另外，政府确实给艾滋病患者一定的补助，例如给孩子每个月六百元的补助一直到18岁，但是，政府的承诺往往没有获得落实，而且有些患者在18岁之后无法自己谋生，要求政府继续补助。这就是为什么依然有人继续上访，不仅在北京，在河南郑州也有许多人上访。其实，中国艾滋病问题的解决同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紧密相关的，首先必须有民主自由法治，只有这样，公民的权利才可以获得保障。现在北京已经不存在类似当年爱知行这样的民间的维权组织，公民社会完全遭到打压。如果中国有反对党的存在，河南当时的官员都早已下台，如果中国人有选票，中国共产党不知下台了多少次。所以，艾滋病问题只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问题，但是他与其他所有问题的根源同源，那就是一党专制。
感谢胡佳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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