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日是香港主权正式回归北京20周年。20年间，中央政府对“一国”的强调与港人“两制”的坚持使得人心的回归路途多有曲折。如果说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因为他倡导争普选公民抗命运动后来演变成大规模雨伞运动而颇令北京当局不满的话，30多年前，中英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众多港人对何去何从纠结不已的时候，还在大学读书的他却是支持回归的青年学生中的一员，但他们支持的不仅是香港的民族回归，更是民主回归。主权移交20年后的今天，他怎样看当年的理想和未来的道路？戴耀廷先生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
当年回归的条件就是对港人高度自治的承诺
法广：香港在2017年迎来主权回归中国20周年。您是否还记得20年前7月1日香港主权正式回归北京的日子，您在做什么？当时面对回归是怎样的心情？
戴耀廷：我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样，都在看电视转播，看最后一任港督乘船离开香港，看主权移交仪式，看国旗升起……我想，当时的心情……虽然我们等待这一刻已经很久，因为自80年代中我们就开始谈香港前途问题，但其实当时也不是太激动，也有一点忧虑，怕97年以后情况会变得更差，但大体来说，应该说还是有一种期待，一种希望，觉得香港应该变得更好。
法广：在1997年主权正式回归之前，有十几年的过渡期。中英1983年开始谈判时，香港人面对回归态度多有纠结，不少青年学生选择了支持回归，但他们支持的是另一种回归，您好像当时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戴耀廷：对。其实和当时大部分学生一样，我想，我们不太反对回归，应该说我们希望回归能够让香港人有真正的机会去实现民主自治，因为《基本法》，我们的宪法规定，我们可以有高度自治，也可以有普选，虽然要有一段时间，不是1997年立即可以普选，但是，从基本法来看，大家的理解都是，十年后应该可以普选。大家都希望能实现真正的民主自治，选出我们自己的行政长官、选出我们全部的立法会议员、让香港真正达到高度自治。所以当时我们支持回归，因为回归的条件就是承诺香港人可以有真正的高度自治。
法广：高度自治这个概念是在起草基本法过程中逐步细化成型的。在此之前，香港在英国统治时期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民主体制运作，这也是后来一些人批评港人的民主诉求的理由之一。为什么当时会在谈判主权回归的时候，提出民主建设香港的设想？
戴耀廷：当然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地方，而英国（统治时期）虽然我们没有民主，但大体上保持着法制。但是我想，更深的（原因）是97年以前，很多人不太把香港看作是自己的家，觉得这是一个殖民的地方，很多人是一种过客的心态。但是97年以后，大家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家了，这里是我们的家园，回归以后，这里就是我们自己的地方，那我们就有一种期望，理所当然地期望能够做得更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来要民主自治，这是当时很多对香港感情比较深的一批人的想法。
法广：在基本法筹备过程中，您作为唯一的两名学生代表之一参加了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您是否已经感觉到了未来的建制与当初的理想之间的差距呢？
戴耀廷：我们参加基本法咨询工作时其实也明白在香港实现民主不容易。当时，很多意见还是很保守的，对于香港是不是真的可以有普选，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多支持，只是有一批我们现在叫民主派的人在强力推动，最后的妥协方案就是在97的十年以后，在2007年的时候，可以实行普选，这已经是一种妥协。当时大家都明白不能一步到位，要等一段时间，所以大家也接受了等一段时间再实行民主普选。但是我们也预见：民主普选并不是必然可以达到的。
法广：在基本法起草期间，内地发生了八九六四，这对基本法起草和咨询工作是否也产生一定影响？当时，您好像刚从大学毕业，您当时怎么看这次事件？
戴耀廷：八九六四对香港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有一批人因此更加认为，不想留在香港了，很多人就开始移民，另外一批人希望留在香港、或者认为他们只可以留在香港，他们就更加认为需要建立起一个更好的制度，包括民主的、法制的制度、保证人权的制度，以确保回归后，情况可以维持下去，不会因为八九六四的影响变差。
雨伞运动后，民主运动的基础更开阔
法广：回归后这20年，香港争民主的道路走得十分艰难，尤其是在2014年又遭遇了雨伞运动的失败，回想当年的民主回归理想，当时希望在一个刚刚走出文革、还没有启动政治改革的政权的领导下启动香港的民主建设，会不会觉得这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呢？
戴耀廷：我想这不是误会不误会的问题，而是在《基本法》里已经写下了关于普选的承诺，大家相信这个承诺是可以遵循的，我们也是按照这样的理解去推动。如果是你认为对的事情，无论这个机会有多大，我们都应该尽力去争取。
还有，2014年雨伞运动是否失败要看怎样说是失败，要看你确定的成功标准是什么。如果（标准）是能不能争取到真正的普选，当然它不能够，但如果从长远的民主发展来看，我想，雨伞运动以后，有更多香港人更坚决地希望有民主普选，从长远的民主运动来说，我们的基础是更广阔，有更多的人愿意为争取民主付出努力。
法广：但是港人目前对于未来、对于民主道路如何走是否越来越缺少明确的共识了呢 ?
戴耀廷：这需要一段时间重新确定我们的清楚目标。应该怎样走下去？现在大家的确没有很明确的共识：但是我想，如果问香港人香港是否应该走向民主普选，我可以肯定超过一半人、甚至可能是60%-70%的人都会回答说：应该。问题只是怎样达到这个目标。目标很清楚，大家都要求有民主普选。如果现在中共不能回应这种诉求，那无论怎样做、换哪个人当特首，其实都不能解决香港的管治问题。我们可以想象未来政府的管治会越来越困难。这是大家必须要面对的。
主权回归50年后的香港会是怎样？
法广：当时谈判时提出香港“一国两制”的架构50年不变，如今已经过去了20年，未来的路如何走？原来在回归之初，您脑子里的想象中，50年之后的香港应该是什么样？
戴耀廷：我想，当时大部分人并没有想得那么远，因为很难估计中国的变化。大部分香港人可能只是想，香港能不能尽量维持原来的生活，还有能否实现民主自治。如果按照《基本法》的时间表，香港在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普选了，如果香港有40年的经验去实践普选，可能到2047年的时候，也说不定可以配合中国的民主发展。
当然，大部分人没有想那么远。但现在可能就更难了，因为香港普选可能真的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不会放弃这个目标，但真要达到目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多的努力，未来要看中国本身发展如何，大家难以确定的是中国会怎样发展：会不会有真正的政治改革？如果没有，现在的中国政权是不是能够维持不变直到2047年？那么这之前，香港怎样去面对？香港是否有机会实行普选、甚至是决定香港在2047年以后的前途？这些，我想，双方面都难以说得清。在这个时候，其实在香港，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目标，然后静观事态的发展，无论是香港的情况，还是内地的情况，再用我们的方法、用可行的方法，去继续一步步推进我们的目标。
法广：在香港政权回归北京20年的今天，好像港人在与大陆的关系的认同问题上也出现一些问题。您怎么看港人目前面对大陆的身分认同状况？
戴耀廷：其实，我想，大部分香港人对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没有很大的抗拒，还是接受的。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实行自己的承诺，让香港人有普选，那我想，绝大部分人，包括现在有很激烈的提法的年轻人，他们也应该可以接受。问题就是，中共越是把普选问题推后，香港人对于国家的感情就会越来越差，这是中共必须要想的问题，越早解决普选问题，越能修补香港和大陆的关系，不然，反中共变成反中国的这种情绪可能会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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