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价值的捍卫者朱利安·班达第六节 知识人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提要］ 面对法国知识人分裂为左右两派，班达一方面批评莫拉斯为代表的民粹国家主义思潮，另一方面对勒菲弗尔等信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左派知识人，也同样批评。他认为，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人，同样也背叛了知识人的基本信条。

知识分子价值的捍卫者朱利.班达 网络图片

问：班达对国家主义和秩序主义的批判是相当严厉的，但他对左翼知识人又怎样看呢

答：我们在前面讲雷蒙阿隆和德雷福斯事件时，已谈到法国知识界的分裂。但是我们知道左右两翼其实都有不同的层次，因为有些知识分子虽然左倾，但并不信奉共产主义，只是对苏俄制度有所同情。像雷蒙阿隆批评的梅洛·庞蒂等人，就属于同情左翼但批判辩证唯物论的人。而班达针对的，则是那些信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比如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亨利·勒菲弗尔。班达批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因为在班达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宣称人的精神、理性是附着在物质自身变化之上的，用我们常说的话，就是物质决定精神。而班达认为，作为精神活动代表的知识人，恰恰应该用他的理性去指导和界定人类创造物质世界的活动。而且，辩证唯物主义信奉事物的发展变化，是辩证逻辑所要把握的对象，所以它就会提出，某种事物的性质“既是这样又不是这样”这种诡辩式的表述。班达坚信理性就是要把握确定的东西，这在后面我们谈到他所规定的知识人的价值标准时，还会谈到这一点。

问：班达的思路倒是很一致，推崇精神活动，轻视实用目的。

答：是的。我们看他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就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比如，他批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承认有永恒抽象的正义，而是把正义看作随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随人所持的阶级立场的变化而变化。班达坚信，正义的原则是不以事件地点而转移的。其实他所要表达的，是正义的理念是不会变化的，是人类始终要坚守的。而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正义是依阶级立场而划分的，是可以随政治目的的需要而变化的。比如，抢劫是一种犯罪，但是当布尔什维克党需要经费，他们打劫银行却可以被看作正义的革命行动。问题的关键是，你是否相信有一种终极价值，统摄人类的道德标准。班达认为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认为没有。所以到现在，像中国就不承认有普世价值。这一点很重要，正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承认有什么永恒价值和普遍标准，所以共产革命中才可以允许各种冲破一般人类道德标准的做法，杀害无辜是犯罪，但是如果你杀的这个无辜者是属于阶级敌人阵营的，那你就合理了。所以共产体制下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制的。因为法律必须依赖于普遍正义原则，所以班达举历史为证，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把老百姓像牛一样穿鼻带环驱赶在迦勒底大道上，中世纪的领主把农奴像牲口一样拴在磨盘上拉磨，抢走他们的妻儿,路易十四时代的科尔贝罚那些青少年终身划苦役船。这种种行为，不管在哪个时代发生，受难人感受到的是同样的不正义，因为“正义的概念超越了历史进程，人类的良心有共知同感”。他们都要反抗不义，这是永恒的正义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正义不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论述的，相反它是恒定的statique。班达断言：“抽象正义的观念，是人类与生具有的观念，就像人类有原因观念，有同一率观念一样”。

问：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正义的阶级性也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洗脑教育的内容之一。

答：其实班达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批评，始终不离对古典哲学原理的持守。他提出的第二个批评针对的，是在真理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态度。他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不承认有永恒真理的。他们的真理观是实用主义的，因此可以前后矛盾，以今是否昨是，只要对政治行动有利，可以任意改变正义标准。班达指出：“以实用为目的的人，出于获得成功的需要，可以随时推翻从前的承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共产运动实践中找到不少例子，比如在国共两党争夺政权的过程中，共产党对外宣传的是，它要建立一个美国式的民主自由的国家。1943年9月11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列举他们承诺的中国民主未来的前景，文章许诺：“走英美民主道路，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取缔一党专制，不能以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拖延实行民主”。当时，他们对外的宣传是把这些民主理想当作一种真理来宣传。但70多年之后的今天，这些当年的言论够得上危害国家安全罪了。班达特地用了斯大林的一个概念“活价值”，来说明这种对真理确定性的否定。在班达看来，如果一个知识人认可真理是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不承认真理的确定性和永恒性，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看待真理，他就是一个背叛的知识人。因为我们知道，认识真理，坚持真理的价值的永恒性，这是一种承诺，它表现的是知识人的道德品性。

问：看起来班达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很了解的，批判得也很准确。

答：他确实下过很大功夫研究苏俄意识形态。所以他明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要建立的制度，是完全没有个人自由的制度。这是他的第三个批判。为了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必须消灭个人自由。因为个人自由对于专制制度是完全负面的、否定性的价值。而且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所谈及的自由，一定是在未来的远方。为了这个全人类的彻底自由，我们必须在当下成为彻底的奴隶。这个论断也确实迷惑了不少人，使人们容忍当下的罪恶以获取未来的救赎。但是作为一个知识人，去鼓吹这种纯属欺骗的理论，那就只能是一种背叛。所以班达说：“知识人明知共产制度是对自由的否定，却又为之辩解，即便终有一日重建自由，那也是精神活动自身已被摧残殆尽，这无疑是知识人现代改宗的惊人一举”。

问：雷蒙阿隆也是持同样的观点的。

答：是这样的。班达他批评共产意识形态的第四点，就是他们的唯科学主义。这一点应该说是很有先见之明的。科学自身是中性的，但如何应用科学成果，却有极大的不同。这里有若干危险存在，首先如果科学技术被政府用来监视并剥夺公民的自由，那么科学技术的成果就变成了邪恶的武器。其次，科学自身的发展，如果不能被适当控制，它的成果就会给人类生存带来危险。再有，科学和人类道德的关系，也是知识人应该时刻不忘记的重大问题。班达断言：“真正的知识人，要不断思考科学方法中所包含的道德问题，要约束自己持续不断地监控自身，不断地放弃各种诱惑”。班达在这里有一个矛盾，并未能理清。他想要回到古典哲学那里，比如回到柏拉图，相信理念的真实。科学也同样，只在它不成为实用工具时，才是完美的。但是科学又怎么可能不投入实践、实验、应用之中呢？班达在论述这一点时也很犹豫，最后也只能说，科学可以造成灾难，但那不是科学本身的过错。最后，班达总结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精神层面上，与知识人的责任相违背，它是一种完全以实利与成功为目标的思想体系，所以它在道德上是危险的，因此一个有操守的知识人，唯一能接受的制度，就是民主制度。因为它的主要价值，个人自由、正义和真理，都不以实用为目的，而是一种永恒的普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