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６年台湾大选已经落幕。立场倾向独立的民进党在总统选举以及立法选举中都取得了不容置疑的胜利。至少在未来四年内，两岸关系能否平稳发展，无论对于台北，还是对于北京来说，都将是一项严肃的挑战。如何解读这次台湾选举的结果？两岸领导人有多少空间面对目前的新形势？长期因为“台独”立场而被北京拒之门外的民进党是否有与北京沟通的渠道？我们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杜懋之(Mathieu Duchâtel)先生。
杜懋之先生认为，这次选举之后，两岸关系在一段时间内可能进入一种“冷和平”状态。他首先谈了他对这次选举意义的看法：
杜懋之：有人认为这次选举其实是台湾第一次名符其实的政党轮替，因为这是国民党第一次在立法院失去多数党地位，可以说这是台湾政治生活中的一次大地震，民进党不仅掌握行政权，也掌握立法权，这与2000年至2008年时的情形大为不同，因为当时民进党虽然掌握行政权，但在立法院却是少数政党，所以，一些特别的立法议题经常引发紧张关系，摩擦不断。但这一次民进党有更多活动空间去推动其政策落实。
法广：您长期关注民进党的成长与发展。就您的观察，民进党在独立问题上的立场定位这些年来是否有一定的变化？或者说所谓变化只是表面性的，只是为了在竞选活动中遮掩不变的本质？
杜懋之：我认为蔡英文和她的竞选活动在独立与统一问题上所表述的立场，代表着民进党内最温和一派的立场。这样的立场并不是刚刚出现，1999年陈水扁竞选总统时，民进党通过了一项《台湾前途决议文》，简而言之就是冻结了独立纲领。虽然冻结并不是放弃，但这也意味着蔡英文就任总统以后要推行的政策，不会是以创造条件独立为目的。在冻结独立纲领之外，她想要达到的目标是找到一种可以和北京对话的可行办法，以期化解这个问题可能引发的过度紧张关系。
法广：这些年还是有像陈菊、谢长廷这样的民进党要员得以赴大陆访问。这些民进党成员个体与北京方面的接触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进党与北京的关系？
杜懋之：我觉得北京方面，至少是那些负责台湾事务的官员对民进党、对民进党内的不同倾向、不同派系等已经有更多了解。我们注意到，民进党２００８年竞选失败后，北京方面开始努力和民进党建立联系。我认为这有两个目的：首先是想了解，因为这毕竟是北京比较陌生的事务，只有少数几位有机会去台湾的专家对民进党有所了解；另一个目的是施加影响。我想，北京方面与民进党接触的最终目的是想推动民进党放弃党纲中的独立建国主张，这是北京方面首当其冲的目的。从这一点来说，这些民进党成员与北京的接触并没有能改变什么，北京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
法广：去年１１月初，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的历史性会晤在何种程度上会成为蔡英文政府的难题？
杜懋之：我的确认为这将是蔡英文政府要面对的难题。我觉得，北京接受这次习马会的目的之一就是把标准拉高，希望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就是在两岸关系以“九二共识”为基础的情况下，北京方面可以灵活应对，包括接受像习马会这样在五年前还根本不能想象的会晤，就北京方面而言，新加坡会晤打破了一个禁区；但在台湾而言，其重要性相对较弱。从北京对台政策的发展来看，这次会晤确实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但在我看来，这也可以是一把双刃剑，标准拉得太高的话，倘若两岸关系不像希望的那样好，那对台湾也会不利。
大选结果显示北京对台政策失败
法广：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２０周年，从１９９６年的第一次总统全民直选活动至今，２０年间有过６次总统选举。在今年，有很多小党参选，２０１５年年初才成立的时代力量在立法选举中支持率超过６％，赢得了５个席位，成为立法院第三支力量。您怎么看台湾政治版图出现的这种变化？
杜懋之：我觉得两岸关系确实是台湾政治生活的一个结构性因素，迫使两党政治成为一种必然，一方面是比较倾向独立的民进党，另一方面是比较倾向统一的国民党。当然，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台湾政治生活中的所有话题都与两岸关系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其他党派几乎没有生存空间。我感觉，时代力量的胜利可以理解成台湾年轻人开始拒绝把一切问题与统独问题、与两岸政策挂钩，时代力量在这次选举中的胜利就是这种声音的表达。
法广：这２０年间，北京面对台湾选举的策略是否有所改变？影响选举走向的能力是否始终如一、始终有效？
杜懋之：２０年间北京方面的策略变化非常大。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６年的选举中，在江泽民政权下，中国选择了一种强力施压策略，这就是当时的台海导弹危机；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的选举中，北京延续了这种策略，总理朱镕基严辞威胁台湾不要选出倾向独立的领导人。但２００５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那时起，胡锦涛政权试图与国民党合作，实现两岸共荣。这项策略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如今的问题是：习近平是否准备继续这项策略。我认为，习近平会改变策略，因为民进党在这次选举中大胜，可以说宣告了这种与国民党合作、谋求统一的策略的失败。这是一次重要的转折点，民主台湾表达了他们对这种策略的反对，所以，可以预期习近平会做出一些调整。总的来说，中国对台政策有两次大的转折，一次是在１９９５年，一次是在２００５年。
法广：是否有迹象显示习近平已经有新策略呢？
杜懋之：到目前为止，习近平在对台政策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接受与马英九举行那次历史性会晤，二是他在２０１５年３月的两会期间就“九二共识”做出的一项声明：“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可以说是他对两岸关系未来的看法。如今看来虽然有些不太明朗，但还是有点威胁的语气，让人感觉他好像在说：如果两岸关系不是以民进党拒绝承认的“九二共识”为基础的话，那就要想到后果。那么，这些后果会是什么呢？我想，第一种可能是终止两岸“外交休兵”。
九二共识外可否有新的共识？
法广：台湾这次新的政党轮替发生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上都显示出一种强硬姿态的背景下。人们是否更有理由担心两岸间会发生比较严重的紧张关系？
杜懋之：就这一点，我觉得有好几个层面很值得关注：首先，习近平正因为强势，也因此可以有更多灵活的空间，就是说他有可能做出非常突然的、重大的改变，与马英九在新加坡的会晤就是例子；其次，最近五年，中国的地区外交政策尤其集中在南海和东海的领土主权争议，台湾问题有些退居二线。我觉得，如今，北京有可能重新把台湾问题拉到前台。北京有可能改变角度，调整政策。两岸是否能携手努力，这个问题现在没有答案。我个人看法比较悲观，我知道有些人比较乐观，尤其是在民进党内，这些人认为他们可以找到与北京共事的方式。事实如何，两三个月后就会见分晓。因为相关的讨论从今起在蔡英文团队的特使与北京之间展开，尝试找到可以让两岸共处的新方式，这会很难，５•２０时我们就会有一些答案。
法广：在５•２０之前，民进党是否有可以和北京对话的特使呢？
杜懋之：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民进党有没有自己与北京对话的特使？很多民进党人近年来曾经去中国，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发现谁会是蔡英文的特使。虽然有些传言，但没人可以确定。
法广：北京方面近期反复强调“九二共识”的重要性。但是，20多年过去，台湾青年一代成长起来，这次选举的结果是否也显示“九二共识”离这一代人很远？
杜懋之：我对这次选举的分析正是这样。我觉得，马英九在过去８年中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台湾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与中国大陆的进一步交往、通过和缓、稳定的两岸关系迎刃而解，认为与中国大陆密切的贸易和经济往来可以解决台湾面对的问题。而这次选举的意义就在于，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不相信这样的逻辑，他们不认为与中国大陆更密切的经济和贸易往来可以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这也是对蔡英文之所以获胜的一种解释。
法广：无论是习近平，还是蔡英文，是否都有必要在“九二共识”之外，找到新的共识呢？
杜懋之：这取决于中国领导人的灵活性如何。蔡英文在竞选活动中曾多次表示要在中华民国宪法框架下制定两岸政策，这与此前谢长廷（前民进党主席，前行政院长 法广注）的“宪法一中”比较接近，但蔡英文并没有使用这种说法。两岸关系是否可以在“九二共识”之外找到新的共识？我认为，对于民进党来说，不接受“九二共识”几乎是一个原则问题，接受这项共识，对于蔡英文来说，等于是背叛她的一部分选民。这样的决定太难做出。她恐怕得去找其他办法。这样的话，一切就都要看习近平是否能灵活应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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