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越胜谈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的世界 （下）

新冠病毒大流行后，世界地缘政治会发生那些变化？本台特约专栏作者赵越胜先生谈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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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谈了国内政治上可能会有的变化，那么国外呢？世界上会发生什么变化？

 答：变化我是不敢预测的，但是最近已经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中，形象是一落千丈。尤其重要的是，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也就是民主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可以说彻底改变。从最近英法德美，甚至包括波兰、捷克、挪威、瑞典这些国家的媒体和民意代表，甚至国家元首的表态来看，西方民主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可谓是一次觉醒。因为他们终于明白，中国至少在短时期内，不会成为他们希望的一个民主宪政国家，也就是不可能加入世界文明国家的行列，以文明世界通行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这却是近几十年他们确定对华政策的基石。他们本以为通过扩大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往，能产生互利的局面，并随着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催生中产阶级，最终认可普世价值。在中国改革开放推进时，他们确信这是可能的，并接纳中国加入了WTO。而中国确实在1998年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是普世价值的一个总结。虽然全国人大至今也没有批准这个公约，但当时中国确实表现出走向世界，拥抱普世价值的愿望。而在习主席领导下，国家调转了方向，从拥抱普世价值到与之对抗，把它当作外部敌对势力的毒药，从接受现存世界体系，到自己要站在世界中心，推销所谓中国治理模式。而这次瘟疫告诉全世界，这个模式会给全世界带来什么样的灾难。西方舆论醒了，已经好久不见的关于民主与专制的比较争论，在这一段时间内大量涌现。这可以说是瘟疫之后，世界上发生的最大变化。这些反过来推动中国增加它对世界的敌意。你知道红卫兵思维的惯性模式之一，就是被迫害妄想狂，因为红卫兵一代从小就被教育，身边有很多潜伏的阶级敌人，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

 问：你谈到普京，而俄国是中国外交的支撑点之一，这会有什么变化吗？

答：普京这个人极狡黠，他骨子里可没有什么继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捍卫列宁斯大林主义这套玩意儿。他倒是有彼得大帝面向世界的雄心，同时又有俄国沙皇侵略性的一面。他几次强调，俄罗斯是欧洲国家，他带上十字架，宣称他是虔诚的东正教信徒，他的文化血脉是欧洲文化。他冒犯世界的事儿，就是吞并克里米亚，但在他看来不过是把属于俄罗斯的东西，又拿回来了。因为克里米亚是叶卡捷琳娜大帝从土耳其手中打来的，是苏共的赫鲁晓夫一句话就划给了乌克兰。那会儿苏联是个整体，给谁都是苏联领土。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就觉得是自己的东西，让人家拿走了。普京闹了个公投，又给夺回来了。但这就违反了当时与西方的条约，保证乌克兰现有领土的完整。在一个条约体系的世界结构中，这是不能允许的。所以欧美不论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制裁，否则世界就乱了套。这几乎就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一个死结。现在的俄罗斯，宪法规定它是一个民主宪政国家，列宁创立的体制早被打碎了，倒是完整地保存在中国。习主席对苏联一往情深，可俄罗斯就一个利字。价值观不同了，那就是以利相交，利尽则散。这次疫情扩展到俄罗斯，现在它那儿正水深火热，你让它怎么爱你？所以4月25日一条不起眼的新闻，传达了一个大信息。美苏在各自疫情缠身的情况下，罕见地发表了一个《易北河声明》。你知道易北河是二战期间，美苏攻入德国的会师地点，套用中国人爱用的话，易北河会师意味着美苏两军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这就发出了调整美苏关系的一个强烈的信号，声明宣称，“易北河精神是摒弃分歧，建立信任，和为更伟大的事业通力合作的典范”。我想这可以算疫情之后，世界的一大变数。美苏如果互通款曲，中共借俄国牵制美国的设想，恐怕就不牢靠了。

 问：那么这个疫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会不会改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的设想？

 答：亨廷顿老先生2008年去世了，那时的中国仍走在改革开放的路上。所以亨廷顿想不到中国会在新一代领导人手里改变方向。在中国这种一党专制国家中，最高权力落在谁的手里，国家就跟着往什么方向走。邓小平是聪明人，对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初心情结，他只看事实，所以他说，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了。他对中国的世界战略就一句话，韬光养晦，绝不出头。用他的话说，“我们绝不出那个头，我们也出不起”。这个睿见让中国拥抱世界好多年，可以说是名利双收。所以何清涟女士说，“中国是全球化的唯一净受益国”。特别是邓小平对亚非拉兄弟国家不怎么上心，给援助点到为止，远比不上当今中国领导人慷慨大方，几百亿美元打了水漂，眼都不眨。话说回来，亨廷顿考虑文明冲突的前提是，“共产主义世界已经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的冲突才有可能演变成文明的冲突。但他想不到他死后几年，中国又开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实际上复活了制度之争这个冷战的核心。因为中美之争，绝不是什么文化之争，现在的中国大陆和儒家文化没有一丝关系，中国实行的政治体制、党国组织方式、主流意识形态，完全是苏俄的遗传，是由苏联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它是从外部植入的，相对儒家文化，它完全是异质的。其实，儒家文化和人权民主并不冲突，这一点海内外新儒家有大量有说服力的论述。老一辈新儒家像唐君毅、牟宗三、熊十力等先生，新一代杜维明、成宗英等先生，早在这个题目上作出了好文章。特别是有台湾这个样本，它一步步艰难又实在地推进民主，取得的成果足以证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有素质享受民主自由。这次台湾抗疫之成功受到许多国家的尊重，疫情过后台湾国际地位的提升，也是疫后世界的变化之一。所以亨廷顿老先生的文明冲突论，也需要换个角度看，他的学生福山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问：有人说，疫情过后，全球化的趋势会变化，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恐怕保不住。

 答：是有这种危险。如果投资者对一个政府管控危机的能力不信任了，那产业外移的可能性就大了。谈这个问题，老友文贯中教授有一个极好的访谈。他指出，“疫情过后，以欧美日的市场经济为一方，以中国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为另一方的泾渭分明，已经形成”。而且文先生断言，九十年代开始的这一波全球化已经结束。但世界又不会简单地重复冷战格局，所以中美两国在低附加值，而又没有军民两用意义的低层次产业上，双方会继续互通有无。文先生提出一个重要概念，“恶性全球化”，可以说欧美日发达国家，发现与中国之间的交往，有恶性全球化的后果。但文先生仍认为，中国可以有另一种政策选择，比如逐步接受更为开放的三零政策，也就是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允许信息自由流动，那么疫情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可能会获得新动力。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一种“良性全球化”。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好事儿。不过我对中国能否采取这条路线，深感悲观。因为中国当局目前的政策取向，首先是考虑共产党统治集团的利益，党的利益高于民族利益。这个集团对权力有一种病态的执着，而且它愈来愈黑手党化。比如他们衡量干部的标准，是有无“敬畏心”，是否“讲规矩”，这话完全是青红帮的切口。一个现代政党的凝聚力是政治诉求，而不是家门帮规。因为这样的所谓政党，就会变成丁春秋的星宿派。照这个思路看，中国的前途很难让人乐观。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论到戴克里先朝的大瘟疫时说，”最邪恶的坏人，看到面临的危险和悲惨的境况，想起自己的行为，难免产生悔恨之心“。可我们看到面对世界180多个国家遭难，20多万人死亡的后果，中共毫无疚歉，反而处处让人感激自己，这种不知分寸的战狼外交，实际上只能自取其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