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 莫尔与乌托邦之五 来自现实的虚构《乌托邦》解析之十

「提要」莫尔认为，乌托邦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它的人民是最幸福的人民，但他们的幸福生活依然需要武力保卫。追求快乐的乌托邦公民也仍然需要宗教信仰来指引他们寻求向善的生活。但是无论是战争还是信仰，都是为了保卫他们的基本国家体制，那就是公有制，这是乌托邦最重要的设想，也是最失败的设想。

托马斯.莫尔肖像。 © 网络照片

问：乌托邦这样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如何对待战争呢？

答：莫尔认为，乌托邦人不要战争。但他在这里有自相矛盾之处，因为在设计乌托邦时，他考虑过人口膨胀，乌托邦人向海外移民的可能性，而且移民有时就诉诸武力。所以说，乌托邦人心目中的战争是指外敌入侵，不过莫尔说，“乌托邦人一反几乎所有国家的惯例，把在战争中追求的光荣看成极不光荣”。也就是说，乌托邦人不追求战争的光荣和利益，他们作战是被迫的，莫尔说乌托邦人只在两种情况下作战，其一是反抗入侵者，保家卫国，其二是出于怜悯和人类的同情心，动用武力把受压迫的他国人民从暴君统治下解放出来。这种战争其实都是光荣的。而真正不光荣的战争，倒是莫尔设想的，乌托邦人可能进行的殖民战争。不过，莫尔设想，乌托邦人总是尽量避免流血，所以他们在战争中总是力争以智取胜，或者以金钱收买敌人，或者通过收买敌方的将领，挑起敌人内部的混乱，而不愿意让本国公民出阵杀敌，或者干脆用雇佣军去打仗。当然，莫尔想象中的乌托邦的军队都是仁义之师，“他们对投降的城市，秋毫无犯，即使是攻破的城市，他们也禁止掠夺”。

问：莫尔本人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怎么考虑乌托邦人的信仰问题呢？

答：在乌托邦人的信仰问题上，清楚地表现出莫尔的宗教宽容思想。他设想乌托邦是一个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国家，有人信仰日神，有人信仰月神，有人崇拜先贤，视若神明。但大多数人崇拜的，是某种单一的神。莫尔说，“这个神是不为人知的，永恒的，巨大无边的，奥妙无穷的，远远超出人类悟解的，就其威力而不是就其形体而言，它是充塞宇宙间的。他们称他为父，把万物的起源、生长、发育、演化、老死都归之于它”。这个神很像是自然之神，因为它没有位格也没有偶像崇拜，但是在和外邦人的交往中，他们知道了有基督教这样一种宗教，对基督教的教义，对基督的品德奇迹都非常敬仰，于是在乌托邦开始有人信仰基督教，特别是当乌托邦人发现，基督的许多教导正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一致。这其实说明莫尔写作乌托邦时，从基督教中吸取了很多养料，使乌托邦和早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多所契合。不过更重要的是，在乌托邦有真正的信仰自由。莫尔说，“即使不赞成基督教义的乌托邦人，他们也不阻止别人信从，乌托邦人有一条最古老的制度，任何人不能由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责罚”。

问：莫尔显然看到欧洲因宗教问题引发的冲突，他试图寻找解决办法

答：是的，因为宗教改革引发的激烈冲突，深深刺激了莫尔。他对马丁·路德的激进狂热相当不满，所以他就让乌托邦国王乌托普作了一个有关宗教争论的规定。这个规定说，“法律认可，每人可以信从自己所选择的宗教，也可以向别人宣传自己的宗教，但只能用温和、文静的方式讲出道理，为自己的宗教作辩护。如果他劝说无功，不得将其他宗教恶毒地摧毁，不得使用暴力，不得诉诸谩骂”。这显然是莫尔看到他的好友爱拉斯谟和路德辩论时，路德表现的那种凶狠、恶毒，莫尔讲出国王制定这条法律的原因，“他不能肯定上帝是否不愿意看到各种各样的信仰，因而不向不同的人灌输不同的观点，但他肯定一点，即强迫和威胁，人人都得接受你心目中的真理，那是既蛮横又愚笨的。如能用温和而合理的方式处理问题，真理凭其本身的自然威力，迟早会自己呈露出来，受到注意。如果这个争论的解决是通过武力和暴乱，而最坏的人又总是最顽固不化的，那么，最好的和最神圣的宗教也会淹没在一堆互相倾轧的旁门左道中，犹如佳禾会被丛生的荆棘窒息而死一样”。这可以说是启蒙时代宗教宽容思想的先声。

问：是不是有了这个宗教宽容，莫尔的公有制社会就更容易推行？

答：我想这是莫尔的愿望。因为在《乌托邦》一书中，谈完宗教宽容，接下来就是莫尔为公有制社会大唱赞歌。他设计的公有制的优越性是，首先，在别的国家人们嘴上谈公共福利，却都是为私人利益奔走。而在乌托邦中，没有私有财产，所以人们关心的只能是公共利益。其次，在别的国家中，不管国家怎样繁荣，可人人都知道，如果不为自己着想，他们就要挨饿，国家不会管他们的死活。而在乌托邦，只要公共仓库中装满粮食，就不会有人担心私人会感到缺乏。用莫尔的话说，这就是“每人一无所有，而又每人富裕”。所以在乌托邦金银只用来打造便盆，用在厕所里。

问：这个公有制的设想，现在已经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答：没错。历史的实践已经表明，公有制的乌托邦是历史上最恶劣的制度。自苏俄实现共产制度之后，所有沿着这条道路走的国家无一不是国富民穷，或国穷民穷。它为掌握国家权力的那一小撮人提供了任意侵吞国家财富的可能。因为，在乌托邦中，人们没有私有财产，而社会实践证明，没有私有财产，也就没有个人权利，也绝对没有个人的自由。公共财产要求有管理者，这就使不属于任何人的财产被自然交付给不对任何人负责，只对自己负责的管理人，或组织。这些管理人或组织，势必变成所有人。这就是在共产国家中，全民的财富，实际上和国民无关，它只是党的财富。党作为垄断一切权力的个人集合体，实现了财富党化，国家党化，党于是变成一群捍卫自己私利的个人集合体，而所谓公有制，实际上就是党有制。它就是最极端的私有制。是一党私有。不过这不是莫尔的过错，他的乌托邦的政治结构是民主制的，官员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但在历史实践中，我们看到，所有实行苏俄共产制度的国家，在夺取民众财产的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乌托邦的共产制度的继承人，无一例外，都是实行最残酷的统治。这就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中，引用荷尔德林的话，“人们要拿来建造天堂的东西，恰恰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莫尔想用乌托邦打造一个天堂，而他的继承者把它变成了地狱。关于莫尔，我们就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