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法国威苏尔（Vesoul）亚洲国际电影上，中国年轻的女导演杨弋枢带来的影片《一个夏天》获得了评委奖并列第二名，评委给出颁奖的理由是这部影片“通过特殊的方式谈到了中国社会的断层”。我们在电影节期间采访到了杨弋枢导演，和她谈了这部影片的内容，以及中国的独立，或者是艺术片导演遇到的困境，这个话题也是不少象杨弋枢这样，对电影商业和艺术价值的关系有独特见解，或者不愿意为了追逐商业利润而放弃独立精神的那些导演都不免要面临的问题：
杨弋枢导演首先介绍了《一个夏天》这部电影的故事梗概：
杨弋枢：故事发生在南京最热的一个夏天。一天深夜的时候，女主角的丈夫被带走了，她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整个影片就围绕着她寻找丈夫展开。在寻找丈夫的过程中，就发现每个人对他的丈夫都有不一样的理解，每个人说的原因都不一样，由此将中国当代的一些现实浓缩在片子里。
小说是我的原创，里面有很多真实的原型。
法广：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拍摄此类关注中国现实的影片的？
杨弋枢：我最早的时候拍摄的是纪录片，而且都是关注中国社会的，纪录片一路拍摄下来，所以后来就自然而然地继续关注中国的现实。
实际上，我的身份是老师，在学校里教电影专业。之前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拍摄纪录片，后来继续读博士，很多精力都用在了理论研究上，实际上拍电影占据我生活的时间分量实际上比较少。后来一直做理论研究，再后来教书，出书。到目前为止，已经出来的有两个纪录片，《一个夏天》是第一部剧情片。
这个片子在夏天拍，应该说和我的工作有关系，因为我有两个月的暑假，所以我就要将拍摄的时间集中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
资金上说，因为这是一个独立电影，投资就很少，大约几十万元，从资金构成上来看，我拿到过一个电影扶持基金，占了一小部分，其它都是我的积蓄。
法广：中国目前的社会可以给导演很多拍摄的题材？
杨弋枢：是的，如果从题材的角度说，中国的电影是拍不完的，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导演的立场，是站在哪里来拍摄，第二就是从电影艺术的角度看，慢慢具有作者的眼光。
法广：对您来说，拍摄电影遇到的困难和审查制度，哪一个更难以逾越？
杨弋枢：我在拍摄电影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是不可能通过审查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就会知道对自己的限制在哪边，有的人不会跨过去，有的人可能会跨过去。因为我知道影片不会通过审查，所以就自己跨过了这个困难，我知道它永远不会走到地上，所以这样对我来说就没有问题。因为，要去发行，要进入一个商业渠道的话，这就会是一个困难，但是我如果不要去走这个渠道，反而就不会是困难。所以，我现在的困难实际上是我的内心，如何处理这样一个现实，或者是来自于电影本身的困难，这是我要逾越的。
因为我之前有拍摄纪录片的经历，所以对于影像与当下历史的关系可能还是有一个认识，（这部影片）可能留到几十年以后会有更多的意义。
法广：为什么您认为影片肯定不能通过审查？
杨弋枢：表面看起来，影片的主角的确是一个女性，没有任何直接的色情和暴力，实际上我通过一个女性不停地走，不停地寻找这个行动，来撬动一个更坚硬的东西，就是说为什么在中国，一个人被带走了，没有任何人知道原因，不知道底下发生的事情，影片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焦虑的状态，一种没有秩序，失去安全感的状态。
这种不安全感可能是当下这个时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就像现在不少中国人都要移民到国外去，实际上都有这种不安全感的因素。
不安全感的原因有哪些呢？首先就是在后面的，让一切发生的黑暗所在，实际上我就是通过这个人来撬动了后面那个东西，而后面又联系着很多不同的经历，比如有很多律师，他们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帮别人诉求公正，可是这个人就会被突然关起来。
可能我们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会是一个特定时期，比如我们到一定的时候回头去看，就会明白那时的司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在什么样的司法下才能发生那样的状况。
但是如果放在当下的政治制度下来看……有可能那个时代结束了，也可能没有结束。
在那样的状态之下，很多问题会牵涉到每个人的生活。这后面还有很多负责的问题。
至于这部影片，首先我觉得它也不会进入商业发行的网络，而且我也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当代整个电影的气氛是非常浅的娱乐化倾向，很多严肃的，可能一开始拍独立电影的导演也会跟随潮流，跟随那样的审美趣味去拍摄，在很狂欢的状态下去拍电影。这样一种气氛的形成原因，我想后面还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这个政治和背后的审查有关系，和商业与资金在后面的操作也有关。所以我不认为有很多艺术电影的作品，在国内即使没有政治审查那一关，由于商业舆论的原因，也依然不会抵达观众。所以，有时候，一个文化作品的影响力可能不一定在于能够立刻抵达和所有人的对话，可能会先跟少数人对话，由少数人再跟少数人对话，最后形成一个慢慢传递的对话。
法广：如何能看到这部影片？
杨弋枢：我也很希望能够发行DVD……
大家都知道，中国中央电视台前记者柴静花费一百万元拍摄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引发民众对环境尤其是大气污染问题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柴静通过她个人的魅力和影响力，以及影片的质量唤起大家对环保问题的重视，自然功不可没。但要知道的是，中国有一批纪录片导演一直在关注，拍摄环保题材的片子，但是他们受到的关注度和柴静无法相比，影院自然不必奢想，就连在网络上露面的机会也很难，在今年的威苏尔电影节上，就有一位中国的纪录片导演金华青，他几年来关注中国的包括污染，儿童，少数民族在内的不少敏感话题，纪录片《花朵》在去年的威苏尔电影节获奖，今年金华青带来的影片是《奔跑的黄昏》，这部影片讲的是一位母亲没有听从女儿陈燕的劝告，在多次遭受报复后，依然坚持举报村里的造纸厂污染，这让陈燕担心这个家会最终走向破碎。
金华青：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是浙江一户普通的人家，他们为了保护他们所在地方的水源和当地企业老板做对抗的经过。
法广：在拍摄这些敏感的，甚至在地会引起一些纠纷的事件时，你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金华青：其实我所在的这个省份，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还是很大的。我们采访的是一个小山村，这里是有一些问题，但是阻力也没有，我觉得这两年以来，我们拍摄环境影片看到了政府确实还是有一些勇气。我们的影片出来之后，也被他们看到了，但都没有问题，前后拍摄时间共一年多。
法广：您一直关注环境的问题吗？
金华青：从比例上来说是比较多一些，一些影片是以环境为背景，讲的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急剧变革后的故事，有一些讲得是环境问题，有一些是讲小孩子的。
去年我们在威苏尔电影节上获奖的一部片子《花朵》，讲得是中国河北的杂技之乡 吴桥的一些孩子练习杂技的故事，主要是讲中国农村的问题。在吴桥学杂技的孩子们大多数都是来自中国的中西部和北部，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一个出路，家长和学生都觉得要努力。实际上在中国练习杂技的出路并不是很好，但是他们还是要通过这条路出来，所以竞争和厉害，压力也很大。
法广：通过何种渠道能看到您的纪录片？
金华青：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团队对传播似乎不是特别有信心，或者很看重，因为觉得这些严肃的片子在当下社会可能很难被别人所接受。所以我们现在纪录片想要有拍摄经费，有收入还没有靠发行来做。
有些影片在网络上可以看到，有些看不到，其中的原因有时候就是为了保护被拍摄者。
要看我的纪录片，可以在优酷上搜索，我的名字加上电影名，比如说：“金华青 花朵”，“金华青 孤城”，“金华青 长湖的渴望”就可以看到视频。
法广：下一个拍摄计划是什么？
金华青：下一步要拍少数民族的纪录片，彝族，藏族和羌族为主题的两部纪录片。是讲民族制度，人类学的纪录片。
感谢中国独立影片和记录片导演杨弋枢，金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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