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柏林墙倒塌30周年之二、两个冷战宣言和两个预言家

［提要］二次大战中战胜德国纳粹的盟军，是由民主国家美英法与共产专制国家苏联所组成。这个由世界观和价值追求完全不同的国家组成的联盟，不可能长期存在。因为他们对战后世界将走向何方，战后的人民将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有着完全不同的设想。战后世界的冲突，也是两种价值形态的冲突。

柏林墙倒塌三十周年 网络照片

问：你上次谈到封锁柏林的历史，二战中的盟友如此之快地转向冲突，这里一定有更深刻的原因。

答：当然。从表面上看，冲突是因势力范围的划分而引起的，其实这背后是一个理念问题。也就是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战后世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斯大林对吉拉斯讲的一段话得到证明。斯大林说：“这场战争与以往不同，无论哪一方占领了一块领土，都会在该地区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人人都想把自己的制度推行到他的军队所到之处”。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并没有制止斯大林要求把东欧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的要求，所以战后在波兰、捷克，斯大林迅速采取霹雳手段，把这两个国家变成共产党国家，而且苏联采取的方法并不是一上来就玩儿横的，而是先以在各国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开始。共产党当时的口号是“民族联合与团结”。那个时候，在东欧各国建立的政府，一开始都是各党派参与的联合政府，共产党在政府中都不急于取得总统、总理这种表面上的第一位置。托尼·朱特在他的《战后欧洲史》中指出：“共产党只寻求对一些重要部门的控制权，内务部给予共产党控制警力和国家安全的力量，准许或取缔报纸的权力；司法部控制清洗、断案、裁决审判的权力；农业部，实行土地改革和重新分配的权力，借此广施恩惠，赢得成千上万农民的忠心”。应该说，苏共玩儿这一手极有效，因为普通人，那些心地善良的老百姓，对共产党背后隐藏的用意，根本缺乏想象力。东欧各国的各种政治势力，谁也不会想到，当共产党把一些表面上的一把手位置让给他们，而自己只要求内政部的职位时，他们是把一个国家最关键的部门掌握在自己手里。当时的东德共产党首脑乌布利希对那些不理解的追随者说：“再明白不过了，表面上要民主，但我们必须控制住每一件事”。

问：这个乌布利希不就是建立柏林墙的实际操做者吗？

答：没错，但这是后话，我们暂放下不表，先谈谈冷战问题。我们都知道丘吉尔的福尔顿演讲，其实斯大林更早就讲出了这个意思。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一个选举大会上说：“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仍然有效，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不平衡，会导致世界动荡，结果，资本主义世界会分裂成两个敌对阵营互相厮杀，爆发战争。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苏联人民必须对此做好准备。所以要发展重工业，而不是消费品工业。苏联人民要准备作出重大牺牲”。斯大林的这番话，不过是重复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的观点，但却被西方看作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一个月后，丘吉尔才在福尔顿演说，他实际上是在回应苏联的挑战。他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湾的里雅斯特，一道横贯欧洲的铁幕已经落下，使得东欧受到警察国家的统治”。丘吉尔又说：“苏联人并不想要战争，但他们想要战争的果实，以及他们的权力和教义的无限扩张”。果然，斯大林随后就开展了一场意识形态宣传战，主旨就是消除西方影响和神话斯大林本人。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打手日丹诺夫断言：“马列主义有拯救人类的使命，它有权以新的普遍人类道德来教导他人”。

问：这其实并不意外，消灭资本主义，在全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本来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初心。

答：你这话真说到点子上了。自由民主世界也有它的初心。我在这里要给听友们介绍一个人，莱茵霍尔德·尼布尔。他是一位美国神学家，却对现实政治有极大的影响。人们常说，美国人有一种救世的冲动，这种冲动在尼布尔的神学思想中，得到了理论表达。冷战的号角刚一吹响，他就成立了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抗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捍卫自由世界的基本价值。尼布尔的神学思想极为复杂，但核心就是两个词，爱与正义。在尼布尔看来，神在人间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就是正义。正义表明了世人在神面前的平等，弱者不显卑贱，强者不逞傲慢。可惜，世人会被权力引入迷途，他们不知正义的力量，却去追随权力的张狂。尼布尔特别指出一种暴君人格，他说：“他不知道生命的偶然性和依赖性，相信自己就是生存的主宰，价值的裁判者和命运的支配者”。这种暴君人格视所有的人都是权力的潜在争夺者。这使他的不安全感随权力的增长而增长，于是他只能以攫取更多的权力作为保持现存权力的唯一手段。因此，他格外具有攻击性和侵略性。尼布尔断言，苏式共产制度下的领袖，一般都是这种暴君人格。他们通过把权力集中在一党领袖的手中，来推行他们的妄念。尼布尔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一种权力表达”，都有可能因追逐权力而堕入邪恶。所以他提倡一种牺牲之爱，这种牺牲之爱的象征，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之爱。这种爱遏制权力的蛮横与贪婪。尼布尔的神学思想极其丰富，但更有趣儿的是，他不断用他的基督教伦理来规划人间的现实政治。他捍卫西方的民主制度，认为正因为民主制度的权力制衡，才能保障人的自由。为此，他呼吁建立一个有共同价值观的大西洋共同体，来抵抗苏联共产制度的扩张。所以他力主要重建德国，让德国成为自由世界的成员。

问：二战之后，力主重建德国是很需要勇气的。

答：是的。尼布尔是以基督教的牺牲之爱，来看待抵抗苏俄扩张的必要性。我还要给听友们介绍另一位眼光敏锐、思力极深的天才人物乔治·凯南。就是他提出了西方自由世界对抗苏俄扩张的基本模式“遏制”。1947年7月，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一篇长文，“苏联行为的根源”，作者署名X。这个X就是美国驻苏联领事馆临时代办乔治·凯南。这是一篇仍然有现实意义的力作，值得反复阅读。文章开篇就指出：“我们今天所看到苏联政权的政治性格，是意识形态和环境的产物。意识形态是苏联现今领导人继承自该党政权的革命运动源头，环境则是该党在俄国执政近三十年的政权”。正像你刚才点出的，共产党有一整套意识形态，也就是所谓的初心。这一套东西我们从小就读，可谓耳熟能详。但我们更知道，这是一套已经破产的意识形态。乔治·凯南精辟地分析了这样一套意识形态是怎样虏获了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对现实的不满使他们没有耐心去寻求渐进的变革，而相信暴力、流血革命是达到自己目的的最好方法。凯南指出，他们“渴望权力与复仇，想抄捷径来实现愿景。马克思列宁主义，刚好迎合了他们的冲动与激情，难怪他们暗中信奉，认定其教义的真实与健全，其虔诚毋庸置疑。这现象其实同人性一样久远”。凯南又引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说的话：“从笃信到欺骗，是危险且容易失足的一步。人的良心在幻觉与蓄意欺骗之间也会睡着”。好，我们下次再接着讲凯南对苏联的分析，因为建立柏林墙的过程，证实了凯南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