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中国艺术家在西方学习了绘画技巧和表达方式后，往往在创作技法和风格逐渐成熟以后，反而会在回头去寻找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有关的东西，这当然不是说他们要去进行山水和工笔画的创作，但是会寻找自己血液里流淌的中国文化和元素，在画面构图，空间处理以及意境的表达上都会或多或少透露出中国文化的精髓。今天的文化与艺术节目邀请到的艺术家诗蓝在二十多年的艺术之路就一直不断寻找自己，寻找生命意义，而目前找到的最合适自己的艺术表达方式还是与中国水墨有关。
诗蓝：我是1984年到法国的，到法国来以后，最初的艺术教育是油画。后来到意大利继续学油画，在伦敦中央圣马丁美术与艺术学院进修美术学的研究生，从艺术表达上看，这个学院是非常前卫的。
在学完之后，我2003年第一次在法国与美协做艺术沙龙时，我送上去的是一个纯油画，完全是西方传统风格的作品，只不过画中的人物是一个中国人，当时一个老教授面对我的作品就提醒我 这位老师当时也是80多岁了 他说，“诗蓝，你的画当然不错，但是你画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画，是西方的画。我建议你走出西方的传统，去画你的血液中真正流淌的东西。去画和你自己时代有关的内容。”
2003年时，他说的这番话对我的启发就很大，从2004年开始，我就开始转向所谓的“现代或当代水墨画”，或叫“实验水墨”，这是在80年代后期诞生的，在90年代发展起来，一直到现在延续下来的一个新的艺术风格。
法广：将现代水墨和光结合起来是你自己独创的艺术方式吗？
诗蓝：去年底在卢浮宫卡鲁塞尔厅展出的作品《光，影，灯》实际上是2012年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就做过这个展览，当时是为了庆祝法国著名的汉学家谢阁兰的《碑》这本书出版100周年，中国和法国为此做了一个展览，实际上谢阁兰最后一次到中国是1908年，他当时被西安的碑林吸引住了，给他带来了很多文学方面的创意。我这次的作品实际上是碑林的一些碑帖，这当然是为了表达对中国的书法艺术美的赞赏和纪念，刻出来以后，我希望这些碑帖能放光。因为碑的石头是很重的。我想表达的意念就是：中国持续了千年的文化传统还在放光，那么我就想到把它放在灯影的碑上，从里面往外面发光。
法广：你从油画到中国现代水墨画的转变过程中，是否感到更加得心应手的感觉？
诗蓝：实际上，从美学和对美的追求问题上，从西方的油画转到东方的水墨画，同时又把东方的水墨画推向当代艺术的语言，对我个人来说，这是很让我激动的一件事情。从个人的经历上来讲，我从90年代开始和家人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居住过，在日本，印尼和卡塔尔都呆过，我自己又在伦敦和意大利学习过，但是不管走过多少地方，自己血液里流淌的东西还是那些，不会丢掉的。比如说，在印度尼西亚，有很多花，非常美，但是我的作品基本上还都是黑与白，都是水墨。
简单的说，中国当代艺术差不多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北京的圆明园有一群艺术家在那里开始搞，但是我们要仔细分析一下就发现，中国当代艺术最显眼的有两个流派：一个是(政治)波普艺术，另一个是非常前卫的一种，就是象法国的艺术家杜尚，就是完全进入了概念艺术这种方式。基本上这两种方式在国际上是很有名的。
但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开始，这场运动就变得越来越大，有很多艺术家都在不同的道路上朝一个方向走，就是说如何将中国艺术的传统审美艺术精髓带回到当代艺术里，让世界认识中国的艺术。我们走的路也很不同，比如，当代水墨画里有纯抽象的，有些是新工笔画，还有别的各种各样的水墨表达方式。
我把自己的这种水墨称为“印象水墨”，这并不是因为法国的印象派，而主要是出于原来是学油画出身，现在又回到油画当中，画作能给大家带来一种水墨的印象，但是实际上我绘画的方式和材料都是东西方混合的状态。
法广：从油画转变到中国水墨是一个转变，但在您的生活中还有另一个不小的变化，您曾经读过政治学和哲学，后来成为画家，政治学和哲学领域的学习对您的绘画有没有影响？
诗蓝：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实际上我从小就一直认为自己的一生要完全献给艺术，从来就没想到过要去做其他的职业。
但是因为我出生在1961年，正好赶上文革的结尾时期，但是小时候还是目睹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创伤。80年代初又出现了伤痕文学，这写都是异化和 人道这些东西在哲学上的思考，在艺术里的风潮，到了1983年，又受到反对精神污染这样一种风潮的冲击，所以这些事情对我们这些当时2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打击还是很大的。在文革时期禁读的书也被商务印书馆重新发行，我们当时都是挤进商务印书馆的书店去买书，哪怕是读完的书也一定要买回家里，因为大家都觉得在这些书里可能可以找到指路的明灯。所以从当时的那种状况下出来的年轻人到了欧洲以后，首先第一就是带着一个巨大的问号，走进巴黎索邦大学，或者是巴黎政治学院这样的课堂，目的就是解决这个大问号，给这个问号找到一个答案。
我有两幅代表作品，第一幅叫“在地平线之外”这是一个海滩的画面，在海滩的右下方有一个问号。很多人就从艺术角度看这幅画，问我问什么在很舒适，很平衡的海滩上画上一个很突出的大问号，但是我觉得这个“问号”就是我的人生或艺术探索的结晶。如果没有这个“问号”我可能也就到不了法国，这个“问号”本来是对一个政治体制提出的疑问以及这个体制对人造成的伤害，是从这个角度来提出这个问号。但是我在巴黎的大学学习过程中，尤其是在索邦大学哲学院学习时，这个“问号”就从政治平面提升到社会学平面，再到哲学，最后达到精神，宗教的平面，问题就成为“我们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宇宙是什么？我们就是站在宇宙中的一块大石头上，这块大石头也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实际上这个“问号”就在不断地将我往上推。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阶段，问号后的问题也不一样。目前我确实觉得已经达到精神恶化哲学的层次了。
另外一幅画是我自认为在这20多年的艺术探索路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叫《命运进行曲》，这幅作品现在实在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接待大厅里。我的作品很幸运地与画坛前辈赵无极和朱德群的画一起出现。《命运进行曲》的画面实际上可以说是树或者说是人的灵魂都在朝一个方向前进，有一种透视的关系，一起朝地平线方向在走，这个方向是运动的。
很有意思的是，大使馆是一个外交场所，有很多明星，政界要员，那些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都在这里晃来晃去，还有授勋章的仪式等，也就是说很多官方的照片都是在我的这幅画前照的。但是实际上，在这个社会和世界上，无论一个人有多少钱，多有名，多有权势，但是实际上最后都不可抗拒地被命运吸进去。这就让我想起十七世纪荷兰的绘画传统，画面上经常会出现人的骷髅，就是说人在世界上不管有多么辉煌和灿烂，最后都将拥有一个同样的结局。
法广：就是说您已经将哲学的思想和绘画艺术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今后有哪些展览计划？
诗蓝：目前已经定下来的展览有九月份在波尔多美术馆的一个群展，12月份在巴黎卢浮宫的卡鲁塞尔宫还会有一个法国美术协会的沙龙，当然在之前经常会有一些 其他的展览。
感谢诗蓝接受法广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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